Libération - 25.08.2026
全球报刊态势与全景学术研判总览 — 2026-08-25
🌐 第一部分：全球宏观战略态势报告（SITREP）
今日综述：本日共全量采集并深度研判来自全球各大主流语系与核心地缘区域的 1 份权威报刊与学术特刊。
📡 今日全球主要报道要闻速览
亚太及全球其他媒体 (Asia-Pacific & Global Others) - 《Libération - 25.08.2026.pdf》提高水准 (Niveau supérieur)：在经历历史性酷暑和干旱后，水资源问题成为总统竞选核心议题；候选人格鲁克斯曼与勒塔约分别提出“生态转型”与包含核能的“适应性”生态学方案。 - 《Libération - 25.08.2026.pdf》对卡比尔人的镇压：阿尔及利亚政府将卡比尔独立运动MAK列为恐怖组织并实施大规模监禁，指责其受以色列和摩洛哥支持；导致大量活动人士及调查该地区的记者被捕或流亡。 - 《Libération - 25.08.2026.pdf》艾娃·伊奥内斯科的司法斗争：导演艾娃·伊奥内斯科起诉母亲的遗嘱执行人埃马纽埃尔·皮埃拉，指控其私下销售其童年时期被强迫拍摄的色情照片，试图夺回被剥夺的形象尊严。
💡 各大报刊的报道脉络呈现出高度多维的地缘博弈、制度转型、社会痛感与前沿科学突破。读者可通过下方【今日跨报思想雷达总矩阵】快速把握各报最具穿透力的思想理论对话与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或在【全景报刊分卷】中按区域细读每份大报的具体文章精要、制度权力批判与理性情感辩证。
🧭 第二部分：今日跨报思想文化与批判深思雷达总矩阵
本矩阵自动系统汇编当日全球报刊最具穿透力的 【思想与文化深思切入点】 与 【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为学者提供一站式理论对话与现象学经验索引：
- （本日暂未提取到独立的跨报思想雷达条目）
📚 第三部分：全景报刊分卷学术档案与精粹汇编
📍 亚太及全球其他媒体 (Asia-Pacific & Global Others)
📰 《Libération - 25.08.2026.pdf》
Newspapers - 25.08.2026提高水准 (Niveau supérieur)
- 首版 / 政治/生态 / 提高水准 (Niveau supérieur)：在经历历史性酷暑和干旱后，水资源问题成为总统竞选核心议题；候选人格鲁克斯曼与勒塔约分别提出“生态转型”与包含核能的“适应性”生态学方案。
- 国际 / 阿尔及利亚 / 对卡比尔人的镇压：阿尔及利亚政府将卡比尔独立运动MAK列为恐怖组织并实施大规模监禁，指责其受以色列和摩洛哥支持；导致大量活动人士及调查该地区的记者被捕或流亡。
- 社会 / 司法 / 艾娃·伊奥内斯科的司法斗争：导演艾娃·伊奥内斯科起诉母亲的遗嘱执行人埃马纽埃尔·皮埃拉，指控其私下销售其童年时期被强迫拍摄的色情照片，试图夺回被剥夺的形象尊严。
- 社会 / 健康 / 库古尔德避难所 (Refuge de la Cougourde)：糖尿病患者在库古尔德避难所通过户外活动建立互助关系，通过分享设备使用经验和应对社会偏见，减轻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并增强治疗动力。
- 文化 / 音乐节 / 匈牙利西格特音乐节 (Sziget Festival)：第32届西格特音乐节在布达佩斯奥布达伊岛举行，吸引了来自110多个国家的36万名观众，呈现出后嬉皮与酷儿嘉年华交织的独特文化氛围。
暂无制度批判分析。
暂无情感辩证分析。
Libération - 25.08.2026.pdf
3 € 首版。第 14022 号
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
www.liberation.fr
对卡比尔人的 镇压 “阿尔及利亚 正大规模监禁”
第 6-8 页
驱魔师 咨询 极具规模的 成功
第 14-15 页
匈牙利 西格特音乐节 没有欧尔班， 狂欢更尽兴
第 24-25 页
解放报
关于水的政治辩论
提高水准
在经历了历史性的酷暑和干旱之夏后，水资源问题被引入总统竞选活动。候选人们首次在创意上展开竞争。有时这些创意适得其反。第 2-5 页
法国印刷 / PRINTED IN FRANCE 比利时 3,20 €，海外省 3,80 €，西班牙 3,60 €，希腊 3,50 €，卢森堡 3,20 €，摩洛哥 32 Dh。葡萄牙（本土） 3,90 €，瑞士 3,90 C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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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解放报 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
社论
作者： LAUREN PROVOST
分配
人们曾要求将酷暑政治化。现在我们实现了。经历了两个月的创纪录热浪和数万公顷的森林化为灰烬，气候才不再是一个次要话题。在这个开学季，生态问题无处不在。拉斐尔·格鲁克斯曼梦想成为“生态转型总统”。布鲁诺·勒塔约一直反对“惩罚性”生态学，但现在他敢于提出包括核能在内的“适应性”生态学。让-吕克·梅朗雄想要一个“生态国家”以及模仿河流大型流域划分的“生态区”。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则承诺开展史上最大规模的打击“水资源浪费”行动。就这样，在“火之战”之后，欢迎来到“水之战”。这个词已成为评论围绕这一生命资源的争夺的必然之选，干旱正将水资源转化为权力博弈的焦点。储水、废水回收、海水淡化、设立专门部门……一个从马克龙派到国民联盟、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的阵营，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增加可用水量迫在眉睫。
但目的绝不是为了去分配它。在左翼，人们拒绝大型储水池，却不进一步说明谁应该减少取水量。节制会立即制造不满者。自“黄马甲”危机以来，我们的政治人物深知这一点。但求你们千万不要掉入“水之战”的陷阱。这个话题天生适合争斗。但争斗是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正如水文气候学家弗洛伦斯·哈贝茨在《解放报》中提醒的那样，谈论“战争”会固化阵营并指定对手。相反，当资源匮乏时，必须决定谁应该从中受益。农民、露营地、数据中心，还是水龙头？自 1964 年以来，法国通过农民、工业界、民选代表和协会之间的协商来管理资源。而刚刚出台的农业紧急法案破坏了这一模式，它允许在 2035 年前将农业储水量翻倍，并简化了蓄水池的建设程序。水资源将长期匮乏。竞选活动将在冬季达到高潮，届时这个灾难性的夏天将显得遥远。现在，趁土壤依然干裂，正是建立分配规则、减少荒谬用途，并尽一切努力将水留在活土中而非储水池中（因为在最需要水的时候，储水池的水会蒸发）的时候。辩论，而非战斗。
2027 抗旱斗争为竞选注入活力
分析
在法国许多地区遭受火灾蹂躏、热浪多次袭击、土壤干涸之际，水资源管理成为了政府和总统候选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且不仅仅是左翼。
作者：
LILIAN ALEMAGNA
以及 ENZO MAGNY
如果生态问题真正介入总统竞选会怎样？酷热的夏天，左翼所抨击的国家在面对气候变暖时的“准备不足”，以及干涸的溪流和河流，使环境问题重新回到了政治优先事项的榜单前列。诚然，第一轮投票还很遥远（不足八个月），正式竞选将在（冬季、春季……）这些季节进行，届时温度计和天气状况肯定会让人们忘记七月和八月的最高气温记录。但通常情况下，政治夏季的节奏主要是由右翼和极右翼政治人物谴责布基尼，或者抓住任何一件社会琐事以便在缺乏话题的新闻频道上刷存在感；而这个季节，住房如何适应极端高温、民防部门可利用的资源，以及抗旱解决方案等问题则成为了头条。因此，水资源战争已变得政治化。而政府也欣然接受这场战斗。在农业紧急法于八月中旬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宪法委员会批准后，农业部长安妮·热内瓦尔（Annie Genevard）结束假期，于8月18日在 France Info 上呼吁“尽快”实施该法的一项核心措施：简化巨型蓄水池（mégabassines）的建设审批，这些巨大的私人蓄水池要求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2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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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旺代省，废水被转化为饮用水
在萨布勒多隆，一项实验性工业工艺可去除药物残留、农药和细菌。这是一个前景广阔的项目，但其对自然环境的潜在影响仍引发质疑。
在萨布勒多隆（旺代省）工业区的一条死胡同尽头，远离海滨大道那些如明信片般美丽的风景，矗立着一座引人注目的新设施。大门后面，巨大的管道发出沉闷的抽水和流动声。就在这座精炼厂里，当地饮用水未来的部分篇章正在书写。自2025年3月起，威立雅（Veolia）集团与旺代水务（Vendée Eau）——负责组织饮用水公共服务（生产与配送）的省级混合工会，也是该场地的建设方——在此实验废水的回收利用。在行业术语中，这被称为 Reut，即“处理后废水的重复利用”。其目标是：让珍贵的液体在离开污水处理站后，能够重新进入饮用水循环。简而言之，就是尝试让经过……厕所流出的水，最终抵达萨布勒多隆居民的水龙头。在气候危机和预计将日益增加的极端干旱背景下，这一大胆的尝试可能被证明是必要的。
旺代省的这项计划被命名为“约旦”（Jourdain），既是指向中东的那条河流——其资源正在枯竭，且流经全球 Reut 冠军以色列；也是在致敬莫里哀笔下的茹尔丹先生（M. Jourdain），后者以在不知不觉中说着散文而闻名。威立雅在其网站上写道：“许多河流接收污水处理站的排放物，而这些水在下游被转化为饮用水。因此，我们所有人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在重复利用废水了。”这里的想法是通过创建特定的工业工艺，以“有计划、受监督的方式复制这一水循环”，而这在法国目前对于饮用水而言尚未获得许可，尽管目前已允许将处理后的废水用于农业灌溉或街道清洗。
“约旦”项目被介绍为法国的首例，目前处于实验阶段。为了能够启动，它需要获得国家的专项许可。这项实地测试的结果预计将于2028年出炉，公共部门正密切关注。在2023年启动的水资源计划中，政府设定了到2030年实现 10% Reut 的目标。如今，法国只有不到 1% 的水被重复利用——相比之下，意大利接近 10%，西班牙为 15%，以色列则高达 90%。
旺代水务今年利用萨布勒多隆的废水每天生产略高于 3000 立方米的水。这一供应量约占若奈（Jaunay）工厂日饮用水产量的 7%。“目前只有极小一部分进入了水龙头，”该混合工会主席杰基·达莱（Jacky Dallet）表示。在测试阶段结束后，其目标是将 Reut 在若奈工厂（该省 17 个净水设施之一）产量中的占比提升至 20%。这相当于每年 2 百万立方米的水量，约等于 60 000 人的消费量。旺代水务的任务负责人伊丽莎白·马塞（Elisabeth Macé）阐述道：“到2050年，我们预计在干旱年份，旺代沿海地带将出现 6 百万立方米的饮用水缺口，因此必须考虑像 Reut 这样的解决方案。”在该地区，由于地质原因……（）
这些措施得到了法国国家农民联盟（FNSEA）的支持，但却遭到了环保协会和多个左翼政党的反对。热内瓦尔（Genevard）强调：“我们在夏季缺水时，用冬季充足的蓄水来替代抽取的水”，他以此突显一种被部分专家质疑的“常识”。具体而言，这项农业紧急法案允许在 2035 年前将农业用水的蓄水容量翻倍，并计划简化在湿地建设面积小于一公顷的水池，以及建设面积小于三公顷的山谷蓄水池（即在谷底拦截地表水的水坝）的审批流程。在参加 France Info 采访的同一天，热内瓦尔在《观点》（l'Opinion）杂志上强调：“现实向我们证明：在经历了今年夏天之后，在政治上将很难反对蓄水。”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的“浪费之猎”
几天前，他在共和党（LR）的前上司布鲁诺·勒塔约中断了假期，在周日的《论坛报》（Tribune）中发表了一篇针对生态主义者的新檄文。这位总统候选人写道：“适应（气候变化）就是要在冬季水量充沛时储存水分，以便在夏季灌溉农田”，他“建议将蓄水池宣布为重大公共利益项目，大规模重复利用废水而非将其排入大海，并让我们的农民能够获得抗旱种子”。“这是教条主义，”卢瓦尔-大西洋省的生态党议员让-克洛德·罗（Jean-Claude Raux）反驳道。
“水资源、火灾、空调……一切都被归咎于生态主义者。”来自同一党团的夏朗德-海洋省议员兼农民本诺伊特·比托（Benoît Biteau）谴责道：“当布鲁诺·勒塔约要求在冬季储水时，如果不下雨，他怎么填满？他又如何对抗蒸发？这简直是妄想。提出这类解决方案的人根本没理解这个系统：只有 6% 的农民能通过大型蓄水池（mégabassines）获得灌溉用水。那么其他人怎么办？怎么操作？”绿党主张与其建设对自然影响巨大且导致部分农民“垄断”水资源的大型蓄水池，不如通过创建规模更小的特殊区域来更好地收集水分。比托解释说：“首要任务是重建水的大循环，通过重新种植树木、对冲、恢复河流自然形态、重建湿地……随着气候失调，降雨事件更加频繁。我们需要接纳过剩的水分。必须在国土上创建专门用于保存雨水的自然区域，而不是让水更快地流向大海。”吉伦特省的社会党（PS）参议员埃尔韦·吉莱（Hervé Gillé）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没有人可以垄断水资源”，并曾在今年夏天的一段视频中通过一项法律提案，呼吁“寻找资金来支持这一防洪预防和保护政策”。尽管右翼和中间派试图让他们为法国在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的滞后承担“责任”，但生态主义者们对此感到欣慰，因为一个对他们而言如此具有身份认同意义的主题——回想 1974 年的勒内·杜蒙（René Dumont）及其电视竞选片中那“一杯珍贵的水”——现在成为了辩论的中心。
水资源及其管理问题通常仅限于左翼政党，但现在也吸引了其他总统候选人的关注，首先就是复兴党（Renaissance）的候选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他在 8 月 9 日接受法新社（AFP）的一次专题采访中讨论了该话题，并在夏季访问东比利牛斯省的阿尔热莱叙海（Argelès-sur-mer）时重点提及。这位前总理承诺如果当选将实施一项“大规模”计划，而他目前的关注点在于“浪费之猎”。他的其中一项措施是借鉴西班牙的模式来重复利用废水，西班牙的废水重复利用率比法国高 14 倍。为此，阿塔尔希望“消除某些行政障碍”，使废水重复利用的许可在“符合全球标准的情况下变为‘自动’”，并设定目标在 2035 年前“回收 1000 万亿升水，相当于 400 000 个奥运标准游泳池”。这些言论在今年夏天引起了玛丽娜·勒庞的反应，并重启了她与让-吕克·梅朗雄在网络上的争端。国民联盟的候选人在 X 平台上表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前总理似乎刚刚发现了一个影响法国人日常生活的丑闻，尤其是我们的海外同胞，他们面临着多重问题：饮用水输水网络失效甚至缺失、基础设施陈旧以及水质污染。”
另一方面，“不屈法国”的领导人——在过去十五年里一直将水资源问题纳入其论述——呼吁其关注自己的“生态区（écorégion）”构想。在7月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梅朗雄呼吁用基于水文盆地的“生态区”来取代现有的13个大区。他详细阐述道：“流域为这种组织模式提供了基础模型。生态区将成为生态规划预警、实施和提出建议的第一线。[...] 它们将负责土地质量、[...] 以及涉及空气质量和森林管理的问题。”
海水淡化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不打算将水的这个“议题”交给左翼和极左翼，因为在他看来，“他们想将其变成一个关于去增长和意识形态的课题”。他强调：“我想将其变成一个进步和生态的工具”。生态转型部长莫妮克·巴尔巴（Monique Barbat）在 8 月 16 日于《解放报》的回应中称其为“有趣的建议”。尽管如此，她还是警告那些仅以“技术手段看待环境问题”的人。而在她的部门内部，人们则对海水淡化表现出兴趣。“必须开始界定问题的条款，”内部人士解释道，“思考技术问题，什么样的淡化方式，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境。”在海边建设新工厂？这将在这场水资源之战中与环保主义者开辟另一个战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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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
奥隆海滩（旺代省），8 月 7 日。植被过渡区可实现水的矿化。
废水精炼厂，项目的核心
，当地仅有 6% 的饮用水来自地下水层，94% 来自地表水：这些水从河流中采集并储存在 13 座大坝中，这些储备在干旱期间尤为脆弱。
今年夏天，注定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剧的紧张局势已经显而易见。自 7 月 10 日起，旺代省的饮用水被列为“加强警报”状态。由于夏季沿海人口激增，情况更加令人担忧——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数据，该省是法国露营地的冠军，拥有 310 家机构。“在 7 月和 8 月的某些日子里，用水高峰可达 200 000 立方米以上，而冬季平均为 120 000 立方米，”伊丽莎白·马塞（Elisabeth Macé）解释道。
一连串的过滤
若尔丹计划（programme Jourdain）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在重新变为可消费用水之前，废水需要经过一段漫长且细致的路径。在萨布勒-多隆（Sables-d'Olonne）污水处理厂的出口，一部分处理后的废水——每小时 150 m²，其余则排入海洋——被输送到精炼厂。在那里，废水经过一连串的过滤，旨在清除药物残留、农药和细菌。“我们处于沿海地带，因此还必须对水进行脱盐处理，”伊丽莎白·马塞（Elisabeth Macé）补充道。
她指向一个名为“Barrel”的长形白色压力储罐，它能够通过极其微小的孔隙过滤水，这些孔隙比头发丝细 2 百万倍。“在流程结束时，水被排入若奈（Jaunay）的自然蓄水池，然后由相邻的饮用水处理厂重新接管，”她详细解释道，“这个想法是为了保护该蓄水池中的淡水鱼。我们不希望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在经过精炼厂后，水变得如此纯净（尤其是缺乏矿物质），以至于如果直接排放到自然界中，会对水生环境构成风险。
于是，该混合工会构思了一个植被过渡区（ZTV），旨在“重建水的生物循环”，伊丽莎白·马塞明确指出。要找到这个区域，必须深入旺代省（Vendée）的林间空地，距离萨布勒-多隆 25 公里，周围是因干旱而枯黄的植被。开车前往需要大约三十分钟，但液体通过管道行驶相同距离则需要约 48 小时——项目团队希望在计划于 2028 年全面投入运行的设施建成后缩短这一时间。
一旦进入这个植被区，水需要经历一整天的路径以重新充氧并恢复活力，然后才被排入若奈湖。液体进入 2 个面积为 1 000 m² 的池塘，池底覆盖着方解石（一种富含钙和镁的矿物质）。地势的自然坡度使得水能够在不同的池塘中流动，特别是三个人工浅沟，在这些小沟渠中，水与岩石和根系接触，从而产生矿物质交换。
访问该现场时，伴随而来的是青蛙跳入睡莲的声音，蝗虫在小路干草丛中跳过腿间。但在池塘边缘，一块未被石头完全覆盖的塑料防水布暴露了植被过渡区的人工痕迹。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24 年，在被要求就若尔丹计划发表意见时，国家食品、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局（Anses）对用于密封该区域的防水布数量表示“担忧”，因为这处于“环境塑料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之下。“这些建议是合理的，但水并没有与防水布接触，它被石头覆盖着，”该项目负责人辩称，“而且，一旦发生漏水，可能会损害我们的科学研究结果。”
“结果并非易于分析”
意识到自然环境恶化的风险，旺代水务公司（Vendée Eau）保证在循环的每个阶段都进行分析。该计划每年耗资 300 000 欧元。为了评估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实验阶段所做选择的合理性，该协会依托于一个由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委员会（Cose）。目前尚未发现令人担忧的信号，但其主席、同时也是图卢兹国立应用科学研究所（INSA Toulouse）教师兼研究员的艾蒂安·保罗（Etienne Paul）承认，“结果并非易于分析，因为自然环境非常复杂”。
起初，若尔丹计划（programme Jourdain）在当地引起了担忧。在位于若奈湖（lac de Jaunay）畔的博德里耶村（la Baudrière），垂钓协会主席皮埃尔-马里·费雷（Pierre-Marie Ferré）回忆道，他曾“非常担心，尤其是对鱼类和水质的影响”。在过去三年参加了多次会议后，他表示现在“非常有信心”。他坐在一个野餐桌旁，靠近一个深受骑行游客欢迎的通道，讲述了他已经观察到若奈水库水质出现的初步变化，这尤其得益于新的水源补给，减少了湖水的停滞并限制了营养物质过剩。“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蓝藻了，而今年夏天非常炎热，本应有利于它们的繁殖。”伊丽莎白·马塞（Elisabeth Macé）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现在建立该项目与这些细菌消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还为时过早。
“这个计划只能给水库带来好处，”这位从孩提时代起就熟悉此地、远在 1977. 年大坝建成之前的渔民希望如此认为，“湖泊状况糟糕，甚至禁止游泳。”六个露营地分布在湖岸边，而在 2 公里外有一处沙石采掘场，两年前官方已证实该采掘场向水库支流埃德蒙迪埃尔溪（ruisseau de l'Edmondière）排放酸性废水的行为。
有些人不像皮埃尔-马里·费雷那样放心。Cose 成员、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研究工程师雷米·隆巴尔-拉通（Rémi Lombard-Latune）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维持人类活动，而非真正地帮助环境”。后者质疑处理流程的合理性，在他看来这“没有意义”，因为“水被脱矿，随后又因为纯度过高而重新矿化”。
“并非灵丹妙药”
此外还不能忽视电力消耗，其电耗是传统水净化厂的三到四倍。这位工程师还对该装置的高昂财务成本提出了质疑：从精制单元流出并重新进入饮用水循环的液体成本为每立方米 2,20 欧元，比来自若内（Jaunay）净化厂的水贵 1,35 欧元。该计划的总金额高达 24,8 百万欧元，其中一半由旺代水务（Vendée Eau）用户的订阅费资助。
旺代水务主席保证，“像科西嘉岛、圣马洛或海外领土这样的沿海地区”正密切关注着“茹尔丹”（Jourdain）项目。该工会的想法是证明这一流程是可以复制的。然而，国家特许经营与管理机构联合会（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collectivités concédantes et régies）水循环部门负责人雷吉斯·泰斯内（Régis Taisne）提醒道，虽然海水淡化（Reut）是应对饮用水短缺的解决方案之一，但它无法缓解资源方面的所有紧张局势。他总结道：“这并非灵丹妙药。它不能让我们在节水方面停止努力。”
查理·布朗肖（CHARLY BLANCHOT） （发自奥隆讷沙滩）
摄影 MAYLIS ROLLAND, HANS LUCAS
该项目主要旨在“维持人类活动，而非真正地帮助环境”
雷米·隆巴尔-拉图恩（Rémi Lombard-Latune） 研究工程师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2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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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尔丹”，法国唯一。
一名威立雅（Veolia）的技术人员在实验室分析水样。
“节制与公平分配水资源是唯一的出路”
水文气候学家弗洛伦斯·哈贝茨认为，应对干旱的技术方案只会增加用水量。她强调，恢复土壤健康至关重要。
法国气象局（Météo France）在 8 月 18 日指出，在历史性的降雨不足和多次热浪的推动下，干旱正以从未见过的程度袭击整个法国本土。近一百个市镇面临断水，农业产量骤减。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围绕“蓝色黄金”的紧张局势升级，导致了用水冲突。水文气候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兼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地质实验室教授弗洛伦斯·哈贝茨呼吁对水资源管理进行深刻的民主重构，并猛烈抨击那种盲目依赖技术的激进做法。
您如何看待目前的水资源管理？ 情况令人担忧。我们正目睹着将水资源作为“公共财产”进行管理的政策被摧毁，而这一政策自 1964 年起就已写入我们的法律。该政策将所有参与者——公民、经济界、农业代表和自然保护者（他们都需要高质量的水）——结合在一起，以便共同解决用水冲突。随着 8 月 18 日颁布的《农业紧急法》（其中包含到 2035 年将农业蓄水能力翻倍的目标），这一模式被拆解了。
您反对使用“水战争”这个词，为什么？
从定义上讲，水确实会引发用水冲突，因为它是所有生命形式都不可或缺的公共财产。但谈论“战争”，就是将其描述为互不沟通的对立阵营之间的对抗。这种词汇对于那些拒绝协商的人来说非常方便。在霸权主义工会 FNSEA 的压力下，政府以“粮食主权”这一虚假理由，优先考虑依赖大规模灌溉和农药的集约化农业。这种农业形式对环境和水资源（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强烈影响。它还损害了其他实践，例如在面对气候变化时更具韧性的生态农业。
共和党（LR）总统候选人布鲁诺·勒塔约建议将替代蓄水池，特别是“巨型蓄水池”（mégabassines），宣布为“重大公共利益项目”。您对此怎么看？
这是一个危险的建议。这将赋予破坏湿地的权利，而湿地至关重要且已经严重受损。人们在不探讨优先用途（这必须通过社会辩论来定义）的情况下，优先采取有利于某些人的供给政策。最重要的是，水会从蓄水池中蒸发。我们对这些流量了解不足，但它们肯定不可忽视。我们估计，在德塞夫尔省的圣索林蓄水池中，夏季每天的损失量相当于 3 000 人的每日用水量（基于每人每天 150 升的家庭用水量，编者注）。这些损。
这些数据与我们在相邻的 Sèvre Vendée Aultres 混合协会水库中进行的观察是一致的。这些蒸发损失取决于气候和蓄水深度等因素。如果对我们的初步数据进行外推，法国水体在夏季的蒸发量相当于整个国家在同一时期的饮用水取水量。这就像空调一样，局部降温但整体升温。地表蓄水池在特定时间为经营者提供用水，但在人们最需要水的时候，却让整个地区失去了水分。布鲁诺·勒塔约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复兴党候选人）也将赌注押在处理后废水的重复利用（Reut）上，而这在法国发展并不充分。这是否可行？
推广 Reut 是一个看似不错实则错误的想法，因为它避开了对我们消费习惯的反思。更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减少废水，例如通过在源头分离尿液。这将允许回收氮和磷以制造天然肥料，而不会污染水质，也不需要高能耗的处理。Reut 假设“流入大海的水就浪费了”，这忽略了淡水对于已经过热的海域至关重要，并为海洋生物提供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而且，Reut 使用的过滤技术成本极高，其合成膜会产生污染物。
那么海水淡化呢？ 这是一项有时必要的技术，尤其是在岛屿环境中。但它非常耗能且会产生污染物，例如浓盐水（从水中提取的盐浓缩物）。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提到修复配送网络的漏水问题…… 这是必要的，因为某些市镇的损失率可达 50 %。投资修复这些网络至关重要。但这是一项西西弗斯式的工作：我们通过更换管道来对抗漏水，而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因水质下降而导致的局部断水，网络互联政策增加了数公里的管道。这反而增加了未来漏水的风险。
您强调健康土壤的关键作用。为什么？
健康的、富含有机质的土壤就像一个大杯子，能够更好地承接雨水，这些水将供给植被或下渗以补充地下水。不透水的、人工化的土壤——如城市和道路——当然是最糟糕的。深耕和对农用地的破坏使其失去了潜力。这就好比我们缩小了杯子的尺寸。在某些地区，一旦大雨，土壤很快饱和，水在表面流失，冲走最肥沃的土层并引发洪水。恢复活土和消除城市的地面不透水性是至关重要的目标。
我们是否应该趋向于更多的“节制”（sobriété），这个概念经常被认为具有惩罚性？ 在谈论危机时期必须实施的节制之前，首先应该停止过度消费。我们的社会建立在一些并不带来生活质量的荒谬之事之上，比如快时尚或流媒体（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用水）。共同重新定义什么是基于真实需求的优质生活，是一场紧迫的社会辩论。现在是时候走出“供给政策”的幻象了，这种政策只有在水资源充足时才可行。继续让人认为可以通过昂贵的技术获得用水，将导致消费增加以及依赖程度加深。针对需求、节制以及水的公平分配开展工作，是为后代留下一个宜居世界的唯一途径。
采访记录：ELÉONORE DISD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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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
阿尔及利亚 面对镇压，卡比尔人的大逃亡
阿尔及利亚政权以暴力手段扼杀任何被其视为威胁的卡比尔身份表达。《解放报》采访了几位前囚犯和难民，他们在当局的压力下被迫秘密逃离该国。
作者 安托万·加林多 (ANTOINE GALINDO)
特派员，发自卡萨布兰卡（摩洛哥）、蒙特科-福-约讷（塞纳-马恩省）和圣洛（芒什省）
苏菲安·泽尔卡克 (Soufiane Zerkak) 和努雷丁·马图布 (Nourredine Matoub) 是卡萨布兰卡城里的两个幽灵。他们的住所位于摩洛哥这座大都市远郊西迪·贝尔努西 (Sidi Bernoussi) 一栋建筑的顶层。两张床垫铺在小地毯上，中间隔着一张堆满杂物的矮桌。一堆衣服。一台小冰箱和一个用来烧水的丁烷气瓶。这就是这两名阿尔及利亚卡比尔难民拥有的全部财产。卫生间与一名不与他们说话的同层邻居共用。“你知道的，在这里我们要保持低调。不能引起注意。”没有人等待苏菲安和努雷丁。他们起夜，白天睡觉。时间在他们身上流逝，他们等待着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署 (UNHCR) 将他们重新安置。“2017, 我成为了卡比尔自决运动的活动人士，”苏菲安一边嚼着他的口香糖一边开始讲述。
《解放报》 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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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位于阿尔及利亚东北部的山区地带是具有强烈世俗主义色彩的特殊主义发源地。那里人们说着一种柏柏尔语。在当地俱乐部阿克布奥林匹克 (Olympique d'Akbou) 的足球球衣下，苏菲安隐藏着一个天主教十字架。“在卡比尔地区，基督徒受到迫害，”他解释道，“在摩洛哥，我也倾向于不把它展示出来，以免给自己惹麻烦。”
卡比尔自决运动 (MAK) 诞生于2001, 由前歌手费哈特·梅亨尼 (Ferhat Mehenni) 发起。当时正处于该地区一场民众反抗运动——“黑色之春”之后，这场运动遭到了前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德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 (Abdelaziz Bouteflika) 政权的残酷镇压。在成立的第一个十年里，该运动在卡比尔的学生群体中建立组织，随后扩展到法国的海外侨民中。事实上，费哈特·梅亨尼正是从法国本土在2010年宣布成立该地区的流亡临时政府。MAK最初支持自治，2012年转向争取自决的斗争，随后从2017.起要求独立。它随后成为了阿尔及利亚一个强大的反对力量，甚至成为了引发2019年布特弗利卡下台的“希拉克” (Hirak) 运动的驱动力之一。2025, 12月，他再次在巴黎单方面宣布卡比尔独立。
“我曾流浪并睡在帐篷里”
尽管 MAK 始终主张采取和平行动手段，但阿尔及利亚政府在 2021 年将其列为恐怖组织。在 2019 年接替 Abdelaziz Bouteflika 的 Abdelmadjid Tebboune 政权下，当局不遗余力地追踪所有卡比尔身份的迹象，将其视为对国家统一的潜在威胁。阿尔及利亚当局尤其指责该独立运动由阿尔及尔的历史宿敌——以色列和摩洛哥提供资金和支持。接受《解放报》采访的 MAK 干部否认了这些指控。在联系后，阿尔及利亚驻巴黎大使馆和领事馆未对我方的请求做出回应。“从 2021 年起，安全部队的骚扰变得非常剧烈，”苏菲安（Soufiane）讲述道，“我被逮捕过好几次，被采取司法监管，并被禁止离开领土。2022 年，我决定逃离，对我来说，留下来已经不可能了。”法国记者克里斯托夫·格莱兹（Christophe Gleizes）——目前仍被阿尔及利亚当局拘留——就是在同一地区被捕的，当时他正在调查卡比尔体育青年俱乐部（Jeunesse sportive de Kabylie）。MAK 的活动人士并非阿尔及尔唯一的打击目标：任何被怀疑关系密切的人，任何对该运动表达同情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一张前往地区首府蒂齐乌祖（Tizi Ouzou）监狱的单程票。
“我从未加入过 MAK，”努雷丁（Noureddine）则在辩解。与他的同伴一样，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卡比尔身份。“但我不是活动人士。我只是在社交网络上转发了一些让阿尔及利亚政府不快的信息。2023 年 8 月，宪兵来到我家搜查，寻找加入 MAK 的证据。是我儿子给他们开的门，我当时不在家。他们什么也没找到，但留下了一份传唤书。”
陷入恐慌的努雷丁选择逃亡，将家人留在身后。就像他的临时室友苏菲安在一年前所做的那样。两人最初都经过邻国突尼斯。努雷丁甚至一路走到了利比亚。在那里，他险些落入一个人口贩卖网络的陷阱。“一个月的痛苦，”他坦言，“我花光了所有的钱，然后流浪并在海边的帐篷里睡觉。”最终，一名卡比尔侨民的朋友为他购买了一张前往摩洛哥的机票，他于 2023 年 9 月底持旅游签证抵达。这个谢里夫王国容纳了邻国及历史竞争对手阿尔及利亚政权的难民和反对派。然而在卡萨布兰卡，努雷丁和苏菲安很难融入。他们没有工作。“刚开始我做了一些简单的泥瓦匠零工，”前者解释道。“但要找到工作，必须与当地人建立关系，”后者补充道。苏菲安前臂上用塔马齐格特字母（tamazight）刺下的几个柏柏尔符号更容易暴露他的身份，因为摩洛哥本身就有 15 到 20 百万柏柏尔人。这两个人通过一个向他们发送资金的互助网络偶然相识。他们现在等待着联合国难民署（UNHCR）提议让他们移民到其他地方。“我们认识一个卡比尔人，两周前从摩洛哥去了加拿大。但那是由于他的一个家人在当地生病了。”在等待期间，他们这里收到几十欧元，那里收到 100 欧元。这些钱来自同一个网络，用于支付房租和日常开支。
这些钱是由奥古斯丁·斯利姆（Augustin Slim）寄出的。他来自塞纳-马恩省的蒙特雷-福-约讷（Monterey-Fault-Yonne），该镇位于约讷河与塞纳河的交汇处。他是卡比尔政治犯支持集体（CSDO）的主席。
“一旦出狱，前囚犯就被迫签署一份放弃MAK的声明，即使他们从未加入过该组织。”
——卡比尔政治犯支持集体（CSDO）主席奥古斯丁·斯利姆
在法兰西岛大区，该网络声称拥有数百名会员和数千名同情者。“就个人而言，我自2016年起就是MAK的成员，但CSDO并不只面向该运动，它是为所有卡比尔人服务的，”这位站在吧台后的酒馆老板详细解释道。他的T恤外面清晰地佩戴着一个基督教十字架。
自50年代末起，卡比尔移民群体就在巴黎地区深耕，拥有许多酒馆、餐厅和酒店的经营者。奥古斯丁·斯利姆在自己的酒吧里协调团结行动并向逃亡的卡比尔人寄钱，酒吧入口处飘扬着一面柏柏尔旗。 “每个月，我向全球约200人分发6 000到10 000欧元。这些资金主要来自移民群体的捐款。”他于2001年“黑色之春”后抵达法国。他的父亲此前已在法国定居，因此他在酒店业站稳脚跟并不困难，随后买下了自己的酒吧。与许多流亡者一样，他的一部分家人仍留在故乡，而他自2018年起就无法回国。他通过WhatsApp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和其中一个女儿的婚礼。“阿尔及利亚政权大肆监禁，且手段始终如一。一旦出狱，前囚犯就被迫签署一份放弃MAK的声明，即使他们从未加入过该组织。他们被强迫拍摄视频，护照被没收。随后他们在监视下生活，面临再次入狱的风险。”
索菲安·莫德布（Sofiane Mohdeb）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在这位43岁的卡比尔人面前见到了他，他于7月初抵达法国，目前在巴黎一家酒店的紧闭窗帘后，由一名熟人提供住宿。他需要时间重新站稳脚跟并提交避难申请，他希望这能结束五年的噩梦——期间他被监禁了28个月，失去了公司，并秘密穿越地中海。他也同样将家人留在了身后。
尽管精疲力竭，他仍希望讲述一切。“我一直支持多元化的阿尔及利亚和区域化。我始终反对独裁和政治伊斯兰主义。我秉持世俗主义和进步的价值观，并因这些立场而遭到迫害和监禁，”这位声音沙哑的壮汉立即提醒道，“我不是MAK的成员，但为了证明监禁我的合理性，他们指控我是成员。最初，我是文化与民主集会（RCD）的同情者，费尔哈特·梅亨尼（Ferhat Mehenni）在1995年离开该组织，随后在2001年创建了MAK。”
“我的卷宗早已被定死”
在澄清事实后，索菲安·莫赫德布（Sofiane Mohdeb）开始讲述他的经历，细节之详尽实属罕见。从早年的说唱歌手活动，到经济学研究，再到他的建筑公司及其在当地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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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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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我失去了一切，”索菲安·莫赫德布解释道。摄影 CYRIL ZANNETTACCI
。一切都涵盖在内。是在2017年，在RCD为他的家乡布泽根（Bouzeguène）市长选举进行竞选期间，他首次在社交网络上进行直播。在Hirak运动期间，一切开始加速，他以Sofiane Othentik的化名赢得了知名度——这个绰号继承自他的说唱组合。“我参加了每一次游行。我是进步派的一员。”他的Facebook页面——他被迫关闭并重建了多次——成为了该运动的共鸣箱之一。如今，该页面拥有超过50万名关注者。随着Hirak运动规模的扩大，他观察到当局越来越频繁地打击表达卡比尔人身份的示威活动。“我在社交网络上的文字中毫无禁忌地探讨所有这些话题，”这位前说唱歌手说道，他有时会为MAK辩护，“是以多元化和言论自由之名。”2021年，他严厉谴责了阿尔及尔将该运动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决定。当局随即将其锁定为目标。2021年7月12日，在蒂齐乌祖（Tizi Ouzou）举行的一场支持当天受审的六名活动人士的集会中，索菲安与另外约60名示威者一起被捕。尽管大多数被拦截人员在当天晚上被释放，但他仍被继续拘留。直到两年多以后，他才重新获得自由。“我的卷宗早已被定死。”在被羁押48小时后，他被呈交给法官，被指控为“非武装聚集”和“分享可能损害国家统一的照片”。他被判处六个月缓刑，但并未被释放。“相反，他们再次把我带到了宪兵队，我在那里经历了深夜审讯。主管非常凶狠，他向我保证我余生都见不到阳光。”第二天，十项新的指控被添加到之前的指控中，包括“损害宗教”、“隶属于武装组织”和“美化恐怖主义”。他还被指控为MAK的创始成员。
拥挤的拘留场所
索菲安（Sofiane）被下令羁押并被送往蒂齐乌祖（Tizi Ouzou）监狱。“做出决定的法官告诉我：‘我个人与你没有问题’。这是在让我明白，他所做的一切超出了他的权限，指令来自上层。”在被羁押二十二个月后，他在一审中被判处三年监禁。上诉后刑期减至两年。在第二次判决结束后，于2023年10月获释，此前他在阿尔及尔附近的科莱亚（Koléa）监狱服刑超过一半的刑期。克里斯托夫·格莱兹（Christophe Gleizes）目前也被羁押在那里。
索菲安在蒂齐乌祖监狱度过了第一年。当时，该国正痛苦地经历新冠疫情大流行。特本（Tebboune）政府利用这场卫生危机来压制希拉克（Hirak）运动，拘留场所极度拥挤。“我们本应被隔离，但因为监狱满了，他们把我关进了禁闭室。整整十六天。”这段时间过后，他被安置在一些被指控属于卡比尔独立运动（MAK）的活动人士中。“我到达时，一个小单元房里有六个人。那是夏天，天气热得要命，他们不得不睡在地上。其中有一个糖尿病患者和一个老人。这简直不体面。”
其中五人很快被转移到阿尔及尔，而索菲安则与第六个人埃尔·哈迪（El Hadi）留在蒂齐乌祖。他们的同居生活持续了几个月。他们的监狱生活围绕着“侮辱性的搜查”、夏季的酷暑、冬季的锅炉故障以及行政上的烦扰而展开。“在科莱亚，因为我的信是用卡比尔语写的，有时会被审查，很少有信能寄到收件人手中。”相反，亲属寄来的钱经常被退回给寄件人，如果没在途中丢失的话。“我通过阅读、运动和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精神逃离。但我的室友埃尔·哈迪很难忍受孤独和禁锢。他很年轻。他们最终在我被转移前几个月将他转移到了阿尔及尔，他于2022年获释。他随后潜逃，秘密穿越地中海。他现在在法国。”
埃尔·哈迪现在住在芒什省的圣洛（Saint-Lô），他同意与我们见面。这位三十岁男子的叙述与其他人的相似。同样是在2019年希拉克运动期间迎来转折点，随后在2021年MAK被定性为恐怖组织。在羁押期间，他公开表达对MAK的归属感使他受到了特殊对待。“在我半夜被逮捕时，他们在我的母亲面前殴打我。随后在警察局，我被毁容，被折磨。”五年后，这个年轻人身上没有明显的身体伤痕，但这段苦难在夜晚萦绕着他。“讲述监狱的事太难了，对不起，这让我重新经历这一切。我已经在那位心理医生那里这么做了，但对我没什么帮助，”他眼神空洞地道歉道。在他出狱后，他的亲人不敢再和他说话，因为他们害怕被看到与一名政-
“在我半夜被逮捕时，他们在我的母亲面前殴打我。随后在警察局，我被毁容，被折磨。”
埃尔·哈迪，MAK成员
治犯人在一起。尽管如此，他仍继续在社交网络上进行活动。于是，执法部门的骚扰再次开始。由于害怕再次入狱，他决定在2024年离开该国。同年夏天，他获得了庇护，不久前开始从事水暖工工作。“如果能来法国生活和工作，我并不反感，但不是以这种方式。”自逃离以来，他一直没能见到母亲，并正拼命尝试在第三国组织一次会面。
“西班牙警方在等着我们”
“我出狱后也失去了一切，”索菲安·莫赫德布（Sofiane Mohdeb）回忆道。在获释之初的兴奋和团结氛围过后，气氛很快变得令人窒息。“我开始收到匿名电话。然后有一天，情报部门的特工以非正式的方式接触我，试图恐吓我，逼我签署一份悔过书。我不想签署，因为这份文件意味着承认某种形式的罪责，以及承认自己属于 MAK。”感觉到压力日益增大，他也跨越了地中海，走了一条他不愿透露的路线。这次过境的平均费用在 7 000 到 8 000 欧元之间，抵达西班牙海岸的航程在两到五小时不等。“当我们登陆时，西班牙警方在等着我们，”索菲安详细说明道，“他们在发出离境令后将我们释放了。”凭借一个互助网络，他最终在 7 月初抵达巴黎。现在，他正在耐心等待其避难申请的结果。但等待的时间很漫长。在我们见面的那张露台桌子上，索菲安正在翻阅一叠文件：信件、证明以及记录他的经历和陈述的证据。“你看，在我经营公司的时候，我已经来过法国好几次了，”这位前说唱歌手一边说着，一边举起签证照片，“落到这个地步真是太可怕了。我一直都是合法合规的。”
犯罪小说特刊
整个夏天在报刊亭发售
$\text{解放报}$
照片：JACK DAVISON
10 法国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
作者 SÉVERINE CAZES
2022年夏天，法国缺水。为了讲述这场前所未有的干旱（与2026年夏天惊人地相似……），记者亚历山大·杜伊克（Alexandre Duyck）前往维特尔（Vittel，位于孚日省，见右页），那里以其“蓝色黄金”——矿泉水和温泉疗养而闻名。“那里被烤焦了，土壤因干旱而开裂。当省政府在8月发布用水限制令时，我注意到唯一仍被允许抽水的地点，就是雀巢水业（Nestlé Waters）为其旗下品牌 Vittel、Contrex 和 Hépar 设立的水井，”这位与《世界报》（Le Monde）、《M》（《世界报》杂志）、《时报》（Le Temps）等合作的独立记者回忆道。在地下水枯竭的情况下，为何会有这样的豁免？这就是这次深入探索全球第1大食品公司内部运作的起点，在那里，人们发现了一种对沉默的崇拜以及难以想象的影响力。
经过三年的资料收集，在采访了约50名匿名员工、一名举报人、政治人物、营养学家……以及一份关于雀巢在印度尼西亚棕榈油供应商处农业工人工作条件的令人胆寒的报道后，亚历山大·杜伊克完成了一本书，名为《雀巢帝国的隐藏面》（la Face cachée de l'empire Nestlé，Nouveau Monde 出版社），将于8月26日在书店上市。在被再次询问后，这家瑞士集团也给出了回应。结果是：这是一次引人入胜的调查，但要小心胃痛。因为在填满橱柜时，几乎没有人能逃避这家在全球拥有约2000个品牌的跨国公司。
不敢发声
Nescafé、Nesquik、Starbucks At Home、Ricoré、Chocapic 谷物片、After Eight 糖果、Häagen-Dazs 冰淇淋、Maggi 烹饪辅助品、Nuts 能量棒、Lion……此外还包括婴儿产品（Guigez）、瓶装水（San Pellegrino、Perrier、Vittel……）或宠物食品（Purina）。凭借如此广泛的产品线及其30个明星品牌（如 KitKat、Purina 或 Nespresso，每个品牌年营收均超过10亿欧元），这家瑞士巨头创造了近1000亿欧元的年营业额。
正如其1997年至2008年期间的首席执行官彼得·布拉贝克（Peter Brabeck）所写——他曾梦想让年轻的投资银行家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成为其未来的接班人——“我们必须确保每天有20亿人选择我们的产品之一”。简而言之，雀巢在食品领域的霸权无可匹敌。但没有任何一位受访的在职高管愿意 •••
3月4日，位于 They-Sous-Montfort（孚日省）的塑料垃圾场。照片：MATHIEU CUGNOT
《雀巢帝国的隐藏面》：一场令人窒息的调查
在周三上市的新书中，记者亚历山大·杜伊克（Alexandre Duyck）讲述了对这家全球食品巨头为期三年的调查。面对卫生丑闻，这家公司已将“沉默的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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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以“我们”的形式讲述这一卓越成就……及其背面。“所有人的薪水都很高，包括子公司，包括工人。高级管理人员可以获得惊人的奖金和股票期权。作为交换，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保持沉默。[...] 整个组织架构非常完美，确保在我所谓的‘雀巢男人或女人’身上，从入职到退休的所有环节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他们称之为‘家庭’；而我称之为‘教派’”，一位被解雇但熟悉雀巢位于韦韦（瑞士）总部的前高管匿名证实。而亚斯敏·莫塔杰米（Yasmine Motarjemi）则从未害怕发声。这位公认的食物中毒专家于2000年被雀巢从世界卫生组织挖走，担任该集团的全球食品安全总监，她于2023年因职场霸凌起诉该集团并获胜。此案在瑞士引起了巨大轰动。早在2002年，在收到法国和德国父母投诉其孩子被婴儿饼干噎住后，她就批评内部程序存在“漏洞”和“违规”，并试图进行改革，结果导致她受到压力并被边缘化。正如在其他卫生漏洞事件中一样，“雀巢决定有意识地忽视这个问题，”这位专家表示，“他们知道一旦出现问题，他们可以通过买通受害者使其闭嘴，压制媒体，影响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从而享有豁免权。”
财务协议
在全球范围内，该品牌卷入的卫生丑闻屡见不鲜，例如自2024.年以来一直令该集团尴尬的法国 Perrier 水事件。Nestlé 承认，这些以“天然矿泉水”名义销售的产品经过了禁用的化学处理。根据参议院调查委员会2025.年5月发布的报告，通过欺骗消费者，此举带来了 30 亿欧元的收益。Alexandre Duyck 还回顾了 Buition 披萨被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污染的事件。2022, 年初，两名儿童死亡，另有数十人住院。受害者体内被检测出这种“高致病性”病原体。2022, 年 18 日3月，100万份 Fralch'Up 冷冻披萨被召回。几天后，上法兰西大区省长下令关闭位于考德里（Caudry，北省）的工厂，该工厂生产的食品被怀疑受到污染。由于没有进行审判，死亡原因在官方层面仍未确定，但在2022, 年7月，Nestlé 表示了歉意。
尤其是2023, 年初，该集团与受害者家属达成了一项秘密财务协议，以换取他们的沉默。他们的律师 Pierre Debuisson 曾信心十足地表示将对 发起“法国首例集体诉讼”，并要求赔偿 2.5 亿欧元。“这笔金额看起来可能非常巨大，但请记住，他们的年营业额接近 1000 亿欧元，”Alexandre Duyck 强调。该公司对此回应称：“每一位相关人员都将收到 France 的一份赔偿方案，该方案将在医疗评估之后出台，并根据损害程度和具体情况进行公平考虑。在刑事诉讼框架内， France 将继续与司法机关合作。”事实上，该集团已于2024.年7月被起诉。但最终是否会有审判？两年后， 剥离了考德里工厂。这似乎是一种惯常做法：这家瑞士巨头在7月刚刚将 Perrier、Vittel 和 Hépar 的一半股份出售给了一家美国基金。支付赔偿，确保受害者的沉默，然后砍掉引发丑闻的那个分支。 ●
“这是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土壤之一”
在孚日省，雀巢被指控遗弃塑料垃圾场。作为“Eau 88”集体成员，贝尔纳·施密特（Bernard Schmitt）认为，这家跨国公司不应逃避对受污染场地进行修复的义务。
贝尔纳·施密特来自孚日省，大约十年前定居在维特尔（Vittel），原以为可以在那里度过平静的退休生活。但他没有料到雀巢的存在及其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这位前医院医生随后发现了这些情况。如今，他是“孚日自然环境”（Vosges Nature Environnement）的主席，并与另外三个协会（Oiseaux Nature、山谷保护与污染防治协会以及 UFC-Que Choisir 88）共同创建了“Eau 88”集体，他也是该集体的发言人之一。这些协会在雀巢遗弃塑料瓶垃圾场的案件中申请成为民事原告，而这些垃圾场中仅有一个获得了国家的许可。
“走在森林中心的垃圾场上，能感觉到双脚陷入松软的土壤，并听到塑料碎裂的声音，”贝尔纳·施密特地描述道。他详细说明了这一法律程序的进展，该程序源于南锡检察院在 2021 年的主动立案。
雀巢水的子公司 Nestlé Waters Supply Est 于 2026, 年 3 月在南锡刑事法院出庭，指控包括“法人机构违规管理废物”等罪名。法院的裁决何时公布？
在第一审审理期间，雀巢的四名律师成功地以程序缺陷为由，使法国生物多样性局（OFB）出具的分析报告失效，理由是 Wessling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未向 OFB 的司法警察官员以及中央环境与公共卫生侵害打击局宣誓。最终只有一家由雀巢委派的公司所做的研究被采纳，而该研究并未发现与这些塑料垃圾场相关的任何污染。因此我们提出了上诉，上诉的裁决预计将于 17 9 月公布。我们始终坚持认为，被倾倒在林地和森林中的这约 460 000 吨塑料，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质量构成了极其严重的问题。根据洛里昂大学一名研究人员的说法，这使其成为了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土壤之一。此外，检察院仍然要求对该公司处以 750 000 欧元的罚款，以惩罚其非法经营垃圾场，并要求其履行修复场地的义务。
这些塑料堆位于何处？共有三个主要垃圾场。其中一个在 1981. 年获得了国家许可。另外两个是非法垃圾场：一个位于孔特雷维尔（Contrexville）工厂内，该工厂在 2023, 年 3 月被征用；另一个位于维特尔赛马场正上方，靠近高尔夫球场，在市中心以北。总计约 460 000 平方米的旧瓶子和正在分解的 PVC 废料。
您对司法公正有何期待？案卷复杂但证据充分。我们希望雀巢被判处清理其废物并为此付费，这是最低要求。我们准备申请将案件移交给其他法院审理，而且我们有优秀的律师！
关于国家对该公司的态度，您的不满之处在哪里？
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雀巢公司在孚日山脉的运作方式，我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那就是国家把卡车的钥匙交给了这家大企业。很明显，它在利益权衡上更倾向于雀巢，而非公民。请想象一下：国家在该区域仅拥有一个压强计（一种植入地下的浅井或窄管），而这正是测量地下水层压力和水位的仪器。然而，雀巢拥有好几个，因此，是由这家企业向国家当局通报地下水层情况的。这简直太疯狂了！
那么，雀巢为了生产其三个瓶装水品牌而进行的抽水情况又是怎样的？
在 2022 年的大干旱之后，省政府重新批准了雀巢的抽水许可，其规模与十年前持平。雀巢每年在孚日山脉抽取 15 亿升水，与此同时，湿地在干涸，溪流仅剩一线细水……这已经不可持续了，尤其是考虑到气候变化：降雨模式的季节性发生了改变。秋季或冬季（地下水补给的最佳时期）的降雨越来越少，而春季和夏季在植被全面复苏期间的降雨却越来越多。水无法被地下水层吸收，而是直接蒸发。相对于地下水层的再生能力，这些抽水量已经变得过高。
S.Ca.
讣告
逝世
巴黎 (75)
Diane Slama， 其伴侣， Rachel Duriez 与 Laurent des Mesnards， Alban Duriez 与 Thierry Lang， Anne-Gaële Duriez 与 Olivier de Baecque， 其子女及女婿， Aram, Aurèle, Louise 与 Gabriel， 其孙辈。
沉痛地通知您
Marc DURIEZ
于 2026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逝世，享年 82 岁。
告别仪式将于 2026 年 8 月 31 日星期一 103130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火葬场 Coupole 厅举行，地址：巴黎 20 区 Rondeaux 路 71 号。
预订与刊登请于前一日 9 时至 10 时办理，次日刊出。
价格：每行 16,30 €（含税） 套餐 10 行： 单次刊出 153 €（含税） 额外行每行 15,30 €（含税） 订阅者与协会：- 10h
电话：01 87 39 80 00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文本发送给我们：carnet-tilbe@temsedat.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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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PRESSO
Libération 2026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
L'UNE FTR
比利时“奶油派击者”Noël Godin 逝世，享年 80 岁，生前“尽情狂欢”
这个男人最热爱的事情就是向那些“自命不凡的蠢货”泼洒奶油，尤其是他最青睐的受害者 Bernard-Henri Lévy，以及 Patrick Bruel 或 Nicolas Sarkozy。这位博学、睿智的无政府主义者兼电影爱好者的最高奖杯是：微软掌门人比尔·盖茨。照片来源 AFP
艾娃·伊奥内斯科为了停止儿童色情照片销售而进行的无止境斗争
这位导演再次对她母亲——摄影师伊琳娜·伊奥内斯科（Irina Ionesco）的遗嘱执行人埃马纽埃尔·皮埃拉（Emmanuel Pierrat）提起诉讼。伊琳娜在艾娃 2 至 16 岁期间，将其赤裸且处于性暗示姿势的形象定格在照片中。
作者： WILLY LE DEVIN
从童年起，导演艾娃·伊奥内斯科（Eva Ionesco）就被剥夺了她的形象和尊严。她的母亲，充满争议的摄影师伊琳娜·伊奥内斯科，在艾娃 2 岁到 16 岁期间，强迫她进行长时间的挑逗性赤裸摆拍。这些照片将一名儿童用于儿童色情和商业目的，令人难以忍受，且至今仍不断出现在拍卖行或全球化的图库中。如今 61 岁的艾娃·伊奥内斯科对这种被摧毁的生活感到疲惫，并陷入了漫长的司法程序之中。5 月 27 日，她以民事原告身份对律师埃马纽埃尔·皮埃拉提起诉讼，她怀疑皮埃拉持有并私下销售一系列禁拍照片。
两人之间的纠纷极其严重，且处于激烈的对抗状态。这位曾担任巴黎文学界名流顾问的律师，因精神骚扰于 5 月在巴黎刑事法院受审；他被 2022 年 7 月 25 日去世的伊琳娜·伊奥内斯科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七年前，艺术家通过一份亲笔遗嘱（随后由遗嘱补录进行修改）将“全部黑白底片、幻灯片以及所有其他已公开或未公开的资料”遗赠给他。然而，其女儿获得了两项关于某些系列照片具有儿童色情性质的司法裁决。此外，埃马纽埃尔·皮埃拉拥有与其作品相关的“全部精神权利”。因此，2012 年 12 月 17 日，巴黎法院第 17 民事庭认定，对艾娃·伊奥内斯科童年照片的开发、展示和传播侵犯了她的肖像权和隐私权。2015 年 5 月 27 日，巴黎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定确认了该判决，并禁止伊琳娜·伊奥内斯科“在未经艾娃·伊奥内斯科明确同意的情况下，通过任何手段展出、销售或传播其图像”。
皮埃拉是否持有此类照片？他是否将其用于商业用途？在接受《解放报》联系时，他未就此问题回答我们的任何提问。他仅表示，由于艾娃·伊奥内斯科在其 Instagram 账号上发表的尖刻言论以及在公共空间制作的拼贴画，他已提起三起诽谤诉讼。
今日故事
拍卖。2023 年 1 月 12 日，伊琳娜·伊奥内斯科的财产清单在其住所以及位于奥斯曼大道 190 号的一个仓库中完成编制，其大部分照片冲印件均存放于该仓库。在公证官员的见证下进行了财产分配，因为艾娃·伊奥内斯科不能被完全剥夺继承权。但根据她的诉状，皮埃拉随后“单方面地移走了他认为属于自己的所有批次（特别是所有冲印件、相册、冲印碎片、绘画），这完全违反了与艾娃·伊奥内斯科达成的协议，该协议规定应将代表她的、不可商业化的儿童色情银盐冲印件从清单中剔除”。
2017 年 8 月，艾娃·伊奥内斯科在巴黎。
此外，据称有 404 张她的童年照片落入了皮埃拉之手。接下来的情况更为混乱。在被艾娃·伊奥内斯科要求提供其持有财产清单后，皮埃拉于 2025 年 3 月 3 日通过传票做出回应，以要求交付已故艺术家的其他作品。其女儿显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请求撤销遗嘱并撤销该律师的遗嘱执行人资格。该纠纷目前仍在民事司法程序中。
随着开学季临近，新的期限即将到来。最重要的是，伊娃·伊奥内斯科（Eva Ionesco）怀疑埃马纽埃尔·皮埃拉（Emmanuel Pierrat）正是其母亲公寓被洗劫的始作俑者（她通过视频进行了记录），其中部分物品据称被盗。据她称，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强行闯入的痕迹。这怎么可能？《解放报》查阅的一封来自负责清点财产的公证人的邮件解释称，只有一套钥匙被保存在
公证处的一个保险柜中。此后，埃马纽埃尔·皮埃拉在巴黎的几家画廊多次出售伊琳娜·伊奥内斯科（Irina Ionesco）的照片。他保证从未出售过禁拍照片。然而，被判定为儿童色情的内容偶尔会在不同的专业网站或拍卖行中成批出现。5月6日，Pestel-Debord拍卖行宣布公开拍卖伊琳娜·伊奥内斯科的
争议作品。在网站上可以看到：“一组包含21张其女儿伊娃幻灯片的盒子，其裸露程度不一，姿势挑逗或为全身照。”随后，后面写道：“一张伊娃童年时的画作。”在收到伊娃·伊奥内斯科律师立即发出的正式警告后，Pestel-Debord表达了忏悔之意：“我们当然立即撤回该拍品。我也想向您的客户表达我们的歉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允许出售此类底片。我们在这一点上表现得过于疏忽。]”
“虐待”。问题在于，伊娃·伊奥内斯科不知道这些素材的卖家是谁。其身份是保密的，只有司法机关可以揭开封印。因此，在2025年夏天，伊娃·伊奥内斯科第一次对埃马纽埃尔·皮埃拉提起诉讼，希望有一天能消除笼罩在她生活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到了春天，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对由此展开的初步调查决定不予起诉。
调查的匮乏在今天受到了指责。“伊奥内斯科女士不打算在面对皮埃拉先生的行为时，在被剥夺财产而毫无反应地坐视不管。这次起诉是她为恢复其基本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她的律师们断言。在之前的诉讼程序中，这位导演这样描述她童年时期遭受的折磨：“那是系列照片，我先穿着衣服，然后赤裸。我们一起选择衣服，然后她给我化妆。在某些照片中，人们可能会觉得很漂亮，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内容变得越来越露骨，从黑色情色演变为变态虐待[...]。还有一些照片是我被捆绑、被塞住嘴的样子，另一些照片中我可能处于睡眠状态。”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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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fr
记者菲利普·布瓦尔去世，曾是《大头节目》灵魂人物
这位曾在《费加罗报》（Figaro）和《法国之夜报》（France-Soir）崭露头角的主持人于周一去世，享年 96 岁。他最广为人知的是主持了 37 年的 RTL 电台旗舰节目《大头》（Grosses Têtes），该节目是大众幽默的象征。2014 年，他遗憾地离开了该节目，并将接力棒交给了洛朗·鲁基耶（Laurent Ruquier）。照片来源：AFP
76%
根据全国残疾人父母、智力障碍人士及其之友协会联盟（Unapei）本周二发布的一项研究，这是每周就学时间少于 12 小时的残疾学生所占的百分比。该调查针对 38 家协会开展，涉及 5,000 多名在医疗社会机构就读或与国民教育系统相关的儿童。Unapei 副主席索尼娅·阿赫欣努（Sonia Ahehehinnou）断言：“对最需要帮助的孩子支持越少，家庭的处境就越不稳定。一个得不到良好支持的孩子，意味着一个得不到良好支持的社会。”
EVA LELIÈ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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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美国批准一种新药
随着见证和发声的增加，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次，关于这种“伴有或不伴有过度活跃的注意缺陷障碍”的新闻来自一家制药公司。而且来自大西洋彼岸，因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今年夏天批准了一种适用于 6 岁以上儿童和成人的新分子：centanafadine。这是一种每天服用一次的胶囊，将在美国以商业名称 Simtriyo 的包装销售。这款药物在医学界已经引起关注数年，因为其“3 期临床试验”（上市前的最后阶段，编者注）的结果“相当令人满意”。对此，法兰西岛路易-穆里埃（Louis-Mourier）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神经发育障碍专家扬·勒斯特拉特（Yann Le Strat）表示，据估计，在法国，约有 5% 的儿童和 3% 的成年人患有此病。这位教授承认：“centanafadine 确实备受期待，但不能说它是一场革命。”目前可用的主要治疗药物作用于两种神经递质：多巴胺（被称为“快乐分子”）和去甲肾上腺素（主要参与压力、冲动性和警觉性的管理）。由大冢制药（Otsuka Pharmaceutical）开发的这种分子还影响第三种递质：血清素（参与情绪管理，可见于某些抗抑郁药中）。研究表明，这种新药能减轻症状——这些症状各不相同，通常混合了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效果是否优于其他药物？临床试验并未给出答案，因为它与安慰剂进行了对比。但根据 $\text{解放报}$ 采访的专家来看，初步结论是否定的。在副作用方面，它们似乎与其他药物相当。日本大冢制药集团在其 7 月 24 日的新闻稿字里行间也承认了这一点：其新药并非旨在取代现有药物，而是“扩大了提供给医疗专业人员和患者的选择范围”。这种新选择何时能进入法国？至少还需要很长时间。正如国家药品安全局向 $\text{解放报}$ 确认的那样，该实验室尚未向欧洲和法国机构提交任何申请。
APOLLINE LE ROMAN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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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伦比亚，极右翼势力正全面上位
方向转变。在执政的两周内，尽管 10 日发生的恐怖地震似乎并未能阻挡他的脚步，极右翼新总统阿贝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正逐步推进其计划，并如预期般让哥伦比亚转向激进路线。在此之前的四年里，该国由其历史上首个左翼政府领导。
竞选期间宣布的“奇迹祖国”正初具规模：全新的外交政策完全与唐纳德·特朗普保持一致，中断与所有武装团体的和平谈判，取消财富税……而最近几天，一系列关键国家机构负责人的任命引发了反对派的强烈不满，也充分揭示了未来的政策走向。这位总统一直被称为“老虎”，他曾保证其政府成员将主要由“nuncas”（西班牙语意为“从未”，指像他一样从未掌权的人）组成。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而且他们真的——
阿贝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 14 日。路透社照片
——是最佳人选吗？根据在线媒体《空椅子》（La Silla Vacía）报道，政府中有一半成员来自传统政治阶层，这一比例甚至高于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2022-2026）政府时期。而且无论是否为“nuncas”，在这样一个宪法承认的深度混血且多民族的国家，这些部长全部是白人。不过，行政部门高职必须遵守的性别平等原则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但不要被此误导。新任教育部长薇薇安·莫拉（Viviane Mora）旨在成为总统希望效仿全球极右翼开展的“文化战争”的前沿人物。她周四表示，她的部门将“修订”学校课程和教育内容，“以摆脱国家的意识形态化”。这位前检察官兼公开的福音派信徒是传统家庭的拥护者，希望“恢复”国家的价值观，她还谴责了所谓的“觉醒运动（woke）”，认为该运动在其前任的任期内“通过微妙的运动占领了教育和教学”。
文化战争还体现在对历史的重写上。国家历史记忆中心的新任主任 D'Mar Córdoba Salamanca 被《变革》（Cambio）杂志描述为一名“否认论者”，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国家与马克思主义游击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并不存在——根据真相委员会的数据，这场冲突在 1985 年至 2018 年间造成了超过 9 百万名受害者，7,7 百万名流离失所者，450 000 名死亡者和 12 000 名失踪者。此外，负责管理“奇迹基金”的是一名商人海梅·安德烈斯·乌里韦（Jaime Andrés Uribe），他同时是一家朗姆酒品牌的创始人。该基金用于 10 日地震后的重建，此次地震的损失估计为 95 亿加元（超过 80 亿欧元）。地震造成 329 人死亡，4500 人受伤，247 人失踪，近 200 000 套住房被毁或受损。
安妮·普罗恩扎（ANNE PROENZA）
驻哥伦比亚记者
“看到国民教育部的所有数字化服务在遭受网络攻击后全部崩溃，真是令人无法忍受。”
XAVIER YVART
国民教育部 管理人员全国工会 学术秘书
在度假归来，正值需要准备开学、安排课表或与家长沟通之际，各学校负责人却发现由于国民教育部信息系统在7月25日遭受网络攻击，整个计算机系统陷入瘫痪。此后，教育部采取了严厉的安全措施，具体表现为在多个学区预防性地暂停了对某些专业应用程序的访问。这些限制可能会增加准备迎接学生到校的难度。
今年春天，教育部曾承认约 243 000 名工作人员的数据被提取，而此次事件让人质疑该机构保护信息的能力以及对网络风险的预判方式。SNPDEN-Unsa（代表国民教育部管理人员利益的工会）学术秘书 Xavier Yvart 回顾了学校负责人遇到的困难、这些事件对其工作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安全漏洞所引发的问题。在他看来，“由此造成的延迟将产生不利影响，并会导致我们的同事在本周不得不超负荷工作”。
采访记录：EVA LELIÈVRE
完整采访请阅读 Libé.fr
14 法国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25日 星期二
作者 GUILLAUME TION
在那些日子里，他肩上披着一颗特殊的星形饰物，一面绿色，一面红色，“代表希望与苦难”。而且他更经常展示绿色的一面。他还随身携带一本在被任命时交给他的书，“这本书不外传，在离职时需将其归还给主教”。当他收到这本汇集了祈祷文和连祷文的书时，它是崭新的。“但我往上面洒了太多圣水，以至于把它弄得卷曲了，”他解释道。里顿神父（Père Riton）使用这本书的频率比他想象的要高。在法国，驱魔服务需求量很大。由于教会不记录档案，无法得知确切的数量。据粗略估计，仅在法兰西岛大区每年就有 1500 起请求。在全国范围内，这类需求足以促成一个国家驱魔办公室的成立，并且每位主教都会在自己的教区内任命一名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神父。
四十年前，法国大约有三十名驱魔神父，而今天这个数字增加到了 120 名。他们通常与一个团队协作，无论是预约挂号、倾听咨询还是实际的驱魔仪式。例如在巴黎，集中处理请求的圣米歇尔接待处（accueil Saint-Michel）拥有三名神父和十二名倾听者。对于普通信徒和信众来说，驱魔往往与一种荒诞的意象联系在一起，起码涉及魔鬼和一群魅魔。而实际上，它与威廉·弗雷德金（William Friedkin）或斯科特·德里克森（Scott Derrickson）电影中看到的那些壮观场面几乎没有关系。“围绕‘驱魔’这个词存在着一种幻想，我们一直在努力解构这些大众认知，”负责监督国家办公室的贝莱-阿尔斯主教（évêque de Belley-Ars）帕斯卡·罗兰（Pascal Roland）解释道，“驱魔师的日常工作要简单得多，没有那些超自然现象。”在负责此项工作的神父看来，这项工作充满了温柔与耐心。
「最后的手段」
「我从未进行过任何表演，也从未见过一个被‘encrouvée’ [注：在芒什省的说法中指被恶魔附身] 的人昏厥或抽搐，」里通神父（本名亨利·格斯米耶）继续说道。这位前精神科护士，同时也是前圣米歇尔山院长，曾担任 35 年的监狱教育工作者，并在 2015 到 2023 年期间负责库唐斯的驱魔工作，他是一位共情专家。「驱魔首先意味着数小时的倾听，」他在目前担任副主任牧师的蒙马特圣皮埃尔教堂牧师房中解释道。「我总是带着一块表，我告诉自己：在对方……之前，你不能说一个字」
除魔仪式
深入探讨一项 极受欢迎的 活动
教会内部设有国家除魔局，约有 120 名神父提供这项免费服务。与人们通常持有的民俗化印象不同，他们的工作实际上聚焦于个人的心理不适，并且与医疗健康领域结合得日益紧密。
法兰西岛大区每年有 1 500 起除魔请求。照片 A. NOWAK HANS LUCAS
话语被重复在这里。人们讲述，停顿，重复。当他们重复时，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全面审视了问题。核心内容已经说完了。”核心内容，就是那种被附身的感觉。并不是到了头部能 360° 旋转，或者在说未知语言前呕吐出绿色粘液的程度。但足以让人感受到一种停滞的痛苦、折磨以及无法前行的无力感，而这一切来自外界。“我被附身了，我的住所被附身了，这个物体被附身了，并且产生了导致痛苦或失败的致残影响，”在里昂天主教大学任教的人类学博士奥利维亚·勒格里普（Olivia Legrip）分析道。
“这些人必须找到答案。除魔仪式遵循与治疗方案相同的机制，只不过是在宗教领域。有时，人们根本不是天主教徒，但他们将其视为最后的救济方案。”
“只是生活 太艰难了”
奥利维亚·勒格里普将除魔行为描述为“一种仪式”，代表着“将某种占据了人的东西向外驱逐的动作”，这种行为通常伴随着对现实的拒绝。“因为‘附身’意味着其他人的有害行为。这来自我，但这不是我，”《与魔鬼的战斗：从16世纪文本到今天的除魔仪式》（Le Cerf出版社）的作者继续说道。“通过告诉自己一切都来自魔鬼，很容易推卸责任。有些人处于否认状态。例如，有些父母的孩子患有精神疾病，但他们不愿承认，”罗兰主教解释道。除魔者的工作还包括“帮助那些陷入受害者心态的人：这是他人的错，是邻居的错，是魔鬼的错……我们试图让他们承担起责任，以便他们能够前行，”主教总结道。
《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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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陷入死循环。他们独居或一直孤独，并且不停地反刍。他们将多个事件联系起来：疾病，抑郁等。最终认为自己是因为被附身才会遭遇这么多不幸。而实际上，只是生活太艰难了，”国家局世俗成员西尔维·勒布舍（Sylvie Leboucher）补充道。除魔者还试图通过旨在驱逐恶魔的祈祷来根除某些阴暗面。“生活中总有一些微光，”她继续说道，“我们邀请人们回顾自己的一天，寻找那些光明的时刻：一个微笑，一声问候。生活并不只有不幸。”
除魔是一门充满善意且前景广阔的学科。1993, 年，国际除魔协会成立，汇集了 900 多名“专业人士”以及 130 名助手。该协会自 2014, 年起获得圣座认可，每年组织一次大会，并在 2025, 年出版了一本最佳实践指南，甚至在今年 3 月接见了教皇利奥十四世。会谈的核心是神父的培训。“准确地说，我觉得我们的培训不够充分，”一名要求匿名的除魔神父向《解放报》透露，“我们每两年有几次培训课程，然后就只能靠自己摸索了。”
“必须警惕那些骗子”
这位神父在职责的摸索中前行，他通过阅读古籍来弥补不足，试图在过去的著作中定义自己的日常实践。“因为梵蒂冈每年也有一场培训，但前提是你得能去得了……”今年5月，该培训聚集了230名驱魔师、理论家和心理学家，他们重点探讨了与神秘主义和撒旦主义相关的偏差问题。“必须警惕那些自封为驱魔师的骗子，”罗兰主教警告道，“还要警惕那些所谓的磁疗师或其他类似的人。这些人需要付费且没有效果。而我们是以教会的名义接纳人们，这是一项免费服务。”在被附身的痛苦以及“为什么是魔鬼？”、“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这些重大疑问背后，驱魔师分析的更多是
一种普遍失败主义带来的后果。“寻求驱魔的人大多数时候是对自己的经历持有负面解读，”里通神父继续说道，“必须打破‘被魔鬼附身’这个神话。必须让他们明白，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招来魔鬼，因为他们散发出太多的负面因素，以至于到来的不是上帝。”
驱魔师的角色因此被简化为挖掘“每个人生命中的积极方面，让当事人意识到自己成就的好事——当然，当出现家庭破裂或与孩子
“必须打破‘被魔鬼附身’这个神话。必须让他们明白，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招来魔鬼。”
里通神父
失去联系时，这显然会更加困难……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遗产继承问题上”。许多人同样无法接受自己的心理脆弱。神父们举例提到一名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女性，她拒绝服用药物但希望接受驱魔；还有一名女性，她的丈夫刚刚接受了心脏移植，她怀疑丈夫是否还爱她；以及一对担心住在有人死过的房子里的夫妇。“那些心事沉重的人会带着不敢问别人的问题而来，”里通神父解释道，“秘密很重要，他们会来说一些从未对人提起的事情。”
这也不是一种忏悔：在驱魔过程中，神父会走动，诵读特殊的祷告词，使用圣水刷和圣水。“人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弥补过错而承认错误并请求原谅。人们是在一场无法理解的苦难中寻求上帝的支持。”这种负面情绪也会导致信仰的丧失。“因为如果驱魔与信仰脱节，就毫无意义：正是因为他们相信，人们才会来找我们。而信仰是一种神秘的行为：没有人
2023年6月，热尔省利加尔德的一次驱魔仪式。摄影 ADRIEN NOVAK HANS LUCAS
见过上帝，”里通神父继续说道。罗兰主教也持有同样的观点：“通过驱魔，必须让人们从一种魔幻式的期待转向一种信仰的行为路径，转向对救世主上帝的信任。”那位匿名神父总结道：“他们是迷失的灵魂，等待着重新找到通往上帝之路。”就这么简单。
“有一天，一名医生给我推荐了一位病人”
那些被认为被恶魔附身的人也可以通过寻求医疗帮助来完善他们的驱魔过程。“教会与护理人员、医生以及各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不再有密封的隔阂，”西尔维·勒布舍解释道，“我们已经提高了意识，例如，我们知道如何区分精神病和神经症。对于表现出精神病理迹象的人，我们不希望通过导致其状态失代偿或发表不恰当的言论而使其病情恶化。”此外，驱魔师也可以建议寻求帮助的人去咨询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反之亦然：有一天，一名医生给我推荐了一位需要精神引导的病人。这与治疗师提供的工作之间存在协同效应，”帕斯卡·罗兰主教补充道。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精神追求与尊重病理以及尊重能够接手治疗的护理人员之间找到平衡，”西尔维·勒布舍总结道，她还指出在圣米歇尔接待处，倾听团队中包括医生和心理学家。“在这里，绝不会有神父在第一次预约时就独自决定进行驱魔。教会的工作是团队工作，我们分担接待时间，并且每周花半天时间分享我们的反应，”她详细说明。
驱魔的决定并非自动做出。这是一个集体决定，并在多次会面后做出。“我们也不接待未成年人，且不允许为他人申请驱魔，”她补充道。然而，从事同一项工作的实践方式各不相同。
当里通神父在库唐斯负责驱魔时，他从不拒绝任何人，且仅进行一次预约。他像一名乡村医生一样奔波，带着他的红绿星章和一本页边卷曲的书。“在倾听之后，我会进行几次驱魔祷告，同时明确表示这并非魔法。”随后，他便离开，不再与那些被认为附身的人保持联系，而这些人是否重新回到了信仰之路上则不得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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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25日 星期二
在默坎图尔，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在登顶之路上
在滨海阿尔卑斯省陡峭的山径上，一群在尼斯伦瓦尔医院（hôpital Lenval）接受 1 型糖尿病治疗的青少年，在医护人员及其向导（同样患有此病）的指导下，发现自己能够胜任徒步旅行。
作者 MATHILDE FRÉNOIS 尼斯通讯员 摄影 LAURENT CARRÉ
落叶松将阴影投射在小径上。人们只能看到它们的顶端，还看不到库古尔德峰（la Cougourde）的顶峰，那是一座切割着夏季天空的尖峰。还没有人询问什么时候能到达同名的避难所。一声铃响响起。那是血糖监测仪。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这已经像一场音乐会了。就像一场糖尿病交响曲，”
玛格索·马奥（Margaux Mahaut）说道，她是尼斯伦瓦尔大学儿童医院糖尿病科的护士，该机构是由同名基金会管理的公认公益机构。徒步尚未正式开始。必须先为身体补充糖分，并将监测仪切换至“运动模式”。这个 7 月的周四，15 名 13 至 17 岁的患者，在一名向导和五名医护人员的陪同下，深入滨海阿尔卑斯省的默坎图尔国家公园。这次行走是为了信心，这座山是为了独立。玛格索·马奥将其称为“治疗性教育”。向导和青少年们背着背包，携带治疗药物。他们全部患有 1, 型糖尿病，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点是血液中糖分浓度过高（高血糖），半数病例在 20 岁之前出现。根据法国糖尿病联合会的数据，法国有近 300 000 人患有此病，其中包括 31 000 名儿童和青少年。1 型糖尿病——占所有糖尿病病例的 10 %——是一种需要时刻关注的疾病。胰腺功能的损害使患者缺乏胰岛素，这种激素就像“出租车”，允许糖分进入细胞并作为能量来源被利用。事实上，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不再能自我调节。这种功能失效导致了沉重的后勤负担：必须携带血糖仪和胰岛素泵来替代器官的功能。“我们进行情境模拟，并给他们提供更好地管理疾病的钥匙：如何调整饮食，如何给药……，”玛格索·马奥解释道，“之后，他们就可以独立组织出行。去冒险不能靠即兴发挥。”
海拔 1600 博雷翁森林 (Forêt du Boréon)
萨拉（Sara）在小径上迈出了第一步：她从未徒步旅行过。“我有点担心，”她直截了当地说
Libération 周二 2026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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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去海滩。这次，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以为我们会开车直接到达避难所。”想错了。必须步行并攀登：第一天有 450 米的累计爬升，第二天有 350 米。是护士玛格索·马奥向这些青少年提出了这次行程。16 岁的萨拉患病 12 年，她立即接受了邀请。“在心理上，这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多问题，”她戴着反戴的帽子坦言，“我会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我经常告诉自己，如果我没有得糖尿病，我会取得更好的成就，事情会进展得更顺利。比如今天早上，如果我没有发生低血糖，我本可以更早地从家里出发。”“hypo”指低血糖（hypoglycémie）。这是副作用
这是胰岛素治疗中最常见的副作用，即血糖水平过低。患者及其护理人员使用医学术语交流。这种习惯已让萨拉感到厌倦：“我受够了。他们总是要求我更加努力地遵循治疗方案。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的健康状况会恶化。”一只长着长角的羱羊从我们身边经过。不远处，佩拉斯特雷什（Peïrastrèche）瀑布的水声清脆回响。现在是野餐时间。玛戈·马奥（Margaux Mahaut）说：“把你们的剂量（bolus）加上去！”Bolus，是指快速注射胰岛素。
海拔 1830
佩拉斯特雷什瀑布 (Cascade de Peïrastrèche)
在重新开始攀登小径之前，向导卢卡斯·帕波托 (Lucas Papotto) 给出了建议：“当你开始发力时，血糖水平会下降。不要让自己陷入低血糖状态，”这位山地陪同员提醒道，“我们先等一会儿再加速。低血糖和高血糖的影响，全凭感觉。”落叶松变得不再那么茂密。队伍拉长了。青少年们随着休息的节奏缓慢前行。他们感到“心跳很快”。协调护士凯莉·阿诺 (Kelly Arnaud) 指出：“有些人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感觉，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运动时的心脏状态。” 13 岁的伊姆兰 (Imrane) 就是这样，他热爱足球和钓鱼，仅在一个半月前才发现自己患有糖尿病。此时他正坐在岩石上更换导管，即连接胰岛素泵与身体的管子。“而且，我不喜欢打针。第一次的时候我一直在发抖，我想说不，”他抱怨道，“这让我觉得糖尿病定义了我这个人。”凯莉·阿诺说：“当一个孩子被诊断出患病时，就像一场真正的海啸。他们必须经历一段哀悼期：他们将不再那么无忧无虑。”
在徒步之前，必须记得在口袋里塞进快糖和慢糖，为测量设备的电池充电，并携带胰岛素储备。向导
瞥了一眼他的传感器。“啊，你也是糖尿病患者！”伊姆兰惊讶地发现。这位以近乎岩羚羊般的敏捷和越野跑者般的毅力带领队伍的人，患有同样的疾病。这就是另一个目标：证明成为运动员并从事梦想中的职业是可能的。网球选手亚历山大·兹维列夫 (Alexander Zverev) 患有 1, 型糖尿病，但赢得了法网冠军。三名糖尿病登山者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那么，为什么不能在 GR52 上前行呢？那是穿越默坎图尔 (Mercantour) 的长途徒步路径。
“当我 16 岁被诊断出患病时，我没有任何榜样。我身边没有一个糖尿病患者，”卢卡斯·帕波托回忆道，“我的病情控制得很好，尤其是在山里，所以我立刻告诉自己，我想带领糖尿病患者登山。”因为疾病而被军事预科学校拒绝后，这位向导发现了“真正的山岳”。他接连攀登高峰，徒步穿越留尼汪岛和默坎图尔，在山顶下露天野营。
休息。萨拉 (Sara) 感到“疲倦”。这既不是因为已经徒步了三小时，也不是因为凌晨起床，更不是因为这条没完没了的上坡路。她“感觉到”自己“陷入了低血糖”。吞下一份果泥后，“感觉好多了”。避难所已在视野之中。
海拔 2100
库古尔德避难所 (Refuge de la Cougourde)
在库古尔德避难所的露台上，没有手机信号。但这里有绝佳的视野、狡黠的奶牛和不断的鼓励。“太棒了！”向导称赞道。这次出行让团队凝聚在一起。患者们脱离了“患者”的身份，护理人员也脱离了“护理人员”的身份。“我们从他们童年起就一直陪伴着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见面是很不错的，”护士玛格（Margaux Ma-
13 岁的伊姆兰（Imrane）在护士玛格·马奥（Margaux Mahaut）的帮助下更换导管。
奥（haut）解释道，“我们以此建立信任和护理关系，这样他们会更有动力参加下一次预约。”
从宿舍到餐厅，女孩们一直在讨论她们与糖尿病的关系，探讨传感器的位置、血糖水平以及设备的异常情况。“我遇到了和我一样的人，有着同样的习惯，”萨拉（Sara）欣喜地说，“我不是一个人。她们理解我。当我说话时，她们会回答：‘太对了’，而且那是发自内心的。”
疾病可见的部分——手臂上那个圆形的血糖传感器——成为了讨论的焦点。当在初中或高中被问到是否戴着“防盗锁”、“AirTag”或“拓麻歌子”时，她们会哈哈大笑。但当言论带有指责意味时，她们就没那么开心了。“我讨厌这句话：‘你有糖尿病，是因为你吃糖太多了’，”阿莱西亚（Alecia）恼火地说，她提醒道生活习惯与诊断结果毫无关系。甚至有人问过她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学校的女王。
伦瓦尔（Lenval）医院的护士亚历山德琳·阿隆索（Alexandrine Alonso）在旁倾听：“女孩们讨论了一些她们在诊室里难以接受的事情。她们终于见到了有着同样日常生活的同龄朋友。”在深夜，阿莱西亚的传感器会响起。这很可能是由环境改变引起的低血糖：运动、饮食和压力都会影响代谢。
海拔 2150
特雷科尔帕斯湖 (Lac de Trécolpas)
早餐后，在计算完碳水化合物并增加追加剂量（bolus）后，团队再次出发。让身体重新动起来是如此困难。萨拉感到腿部酸痛。露（Lou）肚子疼。阿莱西亚失去了所有动力。“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问题被问了无数次。岩羚羊的舞步、山顶的景色、早晨的清爽都无济于事。露之前就预警过，她“讨厌走路”：“我来这里是为了结识处于相同情况的人。我不认识多少这样的人，我觉得没人理解我。我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必须时刻努力。”
哈利勒（Khalil）是团队中最年长的，他 17 岁。前一天，他还在询问加入徒步俱乐部的地址。而今天早上，他不想再走了。“我们每十分钟就因为低血糖停下来一次。我们是一群病人，所以注意力都集中在疾病上。但糖尿病并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哈利勒在特雷科尔帕斯湖停了下来。团队分成了两组：一组在水边等待，另一组则开始攀登。露为了“不让自己后悔”而坚持跟上，萨拉和阿莱西亚也紧随其后。一种新的动力让人们的脚步和精神重新振作起来。
海拔 2448
拉德雷山口 (Pas des Ladres)
抬头望去，可以看到一个山口。拉德雷山口是这次冒险的目标。“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是我想开发的项目，”卢卡斯·帕波托 (Lucas Papotto) 向这些青少年分享道，“即使你们抱怨，即使你们感到疲惫，即使面对不习惯的环境，我希望你们至少能带走一样宝贵的东西：超越自我、平静以及自然。”
小径无止境地蜿蜒。萨拉 (Sara) 也在坚持。她呼吸困难。石头在她的脚下滚动，她的鞋带总是松开的。山口近在咫尺：视野向山脊线展开，接着是意大利边境，然后转向相邻的山谷。来自伦瓦尔 (Lenval) 的青少年们抵达了徒步行程的顶峰。自豪感油然而生，萨拉说：“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能做到这件事。我很幸运拥有能够完成它的能力。一路上我得到了陪伴和鼓励。”在下方，湖泊显得极其渺小。现在，矗立在他们面前的是阿尔卑斯-海滨省 (Alpes-Maritimes) 的最高峰——热拉斯峰 (Gélas)。亚历西亚 (Alecia) 问：“我们到顶了？这不可能。”萨拉说：“我不相信。”亚历西亚说：“但事实是我们做到了。”接着她说：“需要记住的是，我们只是普通的青少年。”
亚历西亚（右）和莱莉丝 (Lellys)。
18 法国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25日 星期二
布列塔尼地区猫只失踪 喵，它们去哪了？
$\text{解放报}$ 前往了托莱 (Taulé)，那里有十多只猫凭空消失。在发生过类似事件13年后的这个市镇，人们提交了多起投诉。
8月18日，托莱 Mistoufles 避难所负责人克里斯泰尔·卡达伦 (Christelle Cadalen)。
作者 吕多维克·塞雷 (LUDOVIC SÉRÉ) 菲尼斯泰尔省特派员 摄影 法布里斯·皮卡尔 (FABRICE PICARD)
塞勒姆 (Salem) 是一只黑猫。理所当然。在入口走廊的照片中，它是明星。它吐着舌头，胡须上沾满了玉米淀粉，戴着一顶带下巴绳的小派对帽。在它的生日肉泥上插着一支蜡烛。但在8月17日——国际黑猫日，塞勒姆并没有在场庆祝它的4岁生日。在 Spar 超市或药店里贴着小告示，奥德丽·勒巴尔 (Audrey Lebar) 写道：“它可能处于生命危险之中。”塞勒姆生病了，“严重的尿路问题且在接受治疗”，而近四个月来，它失踪了。
奥德丽·勒巴尔是一位50岁的母亲，自封为“猫之女王”。她站在位于托莱一个新住宅区边缘的家中——这里位于菲尼斯泰尔省莫尔莱 (Morlaix) 附近的卡兰泰克 (Carantec) 半岛起点。她经常微笑，接话开玩笑，直视对方的眼睛。但在内心深处，她正处于焦虑之中。几分钟的交流就足以将她归类为那些不愿屈服的人。4月30日晚上，当习惯上不在户外过夜的塞勒姆没有回家时，她在雨中骑上自行车，拿着一个小手电筒走遍了整个住宅区。接着是森林，经过被植被吞噬的旧铁轨，一直走到足球场。所有这些以及更多地方，都是塞勒姆的领地。
自4月以来，该社区有11只猫失踪，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它们都具有相同的特征：欧洲品种、植入芯片、已登记、习惯与人类相处。就像诺尔文·佩龙·勒·兰 (Nolwenn Peron Le Lan) 的那只猫尤利西斯 (Ulysse) 一样，她是一位34岁的护理助理。她那只3岁的虎斑猫自5月16日起就再没有出现过。这使它成为了名单上的第四只。
下士
奥德里·勒巴（Audrey Lebar）、诺尔文·佩龙·勒·兰（Nolwenn Peron Le Lan）以及第三位邻居心存疑虑，担心被轻视，于18 juillet走进宪兵队，坚决地希望获得尊重。兰德诺（Landerneau）避难所的志愿者共同主席、同时也是布列塔尼西部大学动物法教师的伊莎贝尔·德梅斯莱（Isabelle Demeslay）曾提醒她们：“司法部门调查人类都缺乏资源，更不用说动物了……”因此，当一名司法警察官员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接待她们，安排好座位并倾听时，这三位女性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一名关注动物事业的宪兵？原来这位下士也失去了他的猫。他成了“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几天后，他的猫重新出现了。
猫的失踪并不罕见，而且像那位宪兵的猫一样，很多猫会回到家中。另一些则永远失踪、被盗、被毒杀或被击毙。“杀猫者非常普遍，”Cause animale Nord协会主席安东尼·布兰查德（Anthony Blanchard）肯定地表示，“很多人不喜欢猫，或者将它们视为害兽。”但陶莱（Taulé）失踪事件的连续性令人质疑。更不用说在13年前，就在同一个地方，有22只猫同样失踪，且没有发现任何尸体。无论是在2013 comme en 2026, 这种现象在媒体介入后便停止了。2013. 年，布列塔尼日报《电报报》（le Télégramme）的标题是：“神秘的猫失踪事件！”随后在2026年：
4岁猫咪塞勒姆（Salem）的所有者奥德里·勒巴。
塞勒姆于30 avril晚上失踪。
“在陶莱，三个月内有十来只猫失踪。”
很难想象有一只狐狸既贪婪、隐秘，又是当地报纸的订阅者。线索指向人类，且可能性多样。$\text{解放报}$曾尝试与宪兵沟通，但未获成功。7月底在社区内确实进行了一次邻里调查，但此后便没有了消息。布雷斯特（Brest）检察官办公室的情况也是如此，仅以一封简短的邮件回复：“我们没有特别信息可以提供：宪兵队正在调查。”
为了应对这种沉默，奥德里·勒巴独自展开调查。她耐心且有条理地追踪线索，有人向她指点了一栋房子，据说在那里看到一只黑猫混在许多其他猫之中。据说房主很古怪，建筑条件恶劣。以她典型的“勒巴风格”，这位手工艺人顺藤摸瓜。毕竟，电视上就是这么演的。在现场，她巧妙地质询嫌疑人。“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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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文·佩龙·勒·兰，尤利西斯（Ulysse）的所有者，后者自16 mai日起便没有了音讯。
我好像看到一只黑猫……”但没有看到塞勒姆，也没有其他猫。也没有所谓的条件恶劣。只不过房主确实有点古怪……
空手而归的奥德里·勒巴不想屈服于谣言，这些谣言在当局留下的空白中滋长，并在莱昂地区（pays du Léon）的一个个家庭之间传播。在社交网络上，人们指责一个群体，然后又指责另一个，背景始终是种族主义。有人提到由实验室组织的贩卖活动。这让陶莱的非党派左翼市长、70岁的吉勒·克雷奇（Gilles Creach）感到好笑，他正处于第二个任期，是“和谐共处”的支持者，他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因为这件事而烦他。“我接见了那些失去猫的人，宪兵队正在调查，我不会干预……”诚然，但既然
在同一个地方发生这么多失踪事件，难道不奇怪吗？“如果你愿意这么认为的话……”甚至有人向我们证实，最近几周在塔莱（Taulé）附近，离居民区不远的地方，晚上曾响起枪声。“我们在控制红嘴乌鸦 [一种类似乌鸦的鸟类，编者注] 的数量，这是由省政府法令授权的狩猎活动。”
在莫尔莱（Morlaix）以东普卢格诺（Plougneau）的一家 法国国家赛马博彩公司 (PMU) 投注站深处，面对着长凳和一个专门播放赛马比赛的巨型屏幕，利昂内尔·费尔（Lionel Fer）表示赞同。他身材高大，留着标志性的鲻鱼头，大声向熟客打招呼，面相看起来很友善。《解放报》推测猎人可能是潜在的嫌疑人，因此约见了这位菲尼斯泰尔省（Finistère）猎人联合会的代表。难道不是该联合会的全国主席威利·施拉恩（Willy Schraen）在几年前曾声称要“对猫采取行动”，因为猫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吗？在被问及此事时，利昂内尔·费尔表示“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但他并不了解详情。“杀猫……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作为其群体的忠实辩护者，他强调“时代”已经“改变”，习惯也随之改变。“如果你在三十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不保证会怎么说。但现在，即便这群人里还剩下几个害群之马……”
动物界的迪奥金综合征
嫌疑人 2：当地农民，沉默寡言。无论是省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FDSEA）还是青年农民协会（JA）都没有回应我们的多次询问。在泥泞中，在雨中，随后是在一个存放农业机械的高大仓库里，我们才成功截住了两名“农户”。看他们双手插兜、穿着工作服耸肩的样子，这件事并没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不，关于那些猫……并不是说我们不在乎，但
在社交网络上，人们指责一个群体，接着又指责另一个，背景始终是种族主义。有人提到由实验室组织的贩卖活动。
反正，我们遇到的猫也就这么多。”这两名年轻人将我们推给了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资深同事。这位同事对此并不了解更多，他希望我们讨论“像干旱这样的真正议题”，而且，他对我们的提问感到被冒犯，认为这些问题可能暗示他的同行干了这事。他最终重新联系了我们：“仔细想想，猫其实是盟友，因为它们能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不过，如果喂得太多，它们就会变得懒惰。”
克里斯泰尔·卡达伦（Christelle Cadalen）曾提醒过我们：虽然她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她不相信农民或猎人有罪。“实验室、皮草走私……也不太可能。但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在莫尔莱（Morlaix）以西的圣马丁-德-尚（Saint-Martin-des-Champs）领导着名为“Mistoufles”的协会，每年在该省安置约 140 只猫。自 4 月以来失踪的几只猫中，有几只来自 Mistoufles。由于难以找到更好的场地，她的协会位于一个商业区中心。这里的猫“很社交”，尽管有些“很有个性”。在两次电话之间，以及等待领养的猫咪们穿梭往来之时，她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较少为人知的现象：诺亚综合征（syndrome de Noé），一种动物界的迪奥金综合征（Diogène des animaux）。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有一次，我们在收到举报后去了一位老太太家。我们到达后……你能想象厨房的布局吗？垃圾袋一直堆到了那里。我们发现了 12 只猫，”她讲述道，“我们四处搜寻，因为知道人们会把它们藏起来。我们发现了一个仓库，里面大概有 40 多只。我的同事想把整个房产转完一遍。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候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身上发臭，时间是 18 点，而且还得抓住那些不认识我们的猫……在花园里，有一辆车：里面关着 9 只猫和 9 只鸡。那个女人把它们放在那里，因为她知道我们会来。”
Mistoufles 的主席记得一位“可爱得不得了的老太太”。“她并非一直如此，我不知道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克里斯泰尔·卡达伦经常与市政厅争吵，要求他们接管这些需要帮助的病患，在她看来，其中大多数人“被送往了精神科”。“当我们照顾动物时，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照顾着背后的那些人类。”
就像她给奥德丽·勒巴尔（Audrey Lebar）提供建议或安慰她时一样。后者将“坚持到底”以找回萨勒姆（Salem）。她倾向于认为，她的警示至少避免了其他失踪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在 8 月底，陶莱（Taulé）区又有三只新动物失踪。“我担心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奥德丽·勒巴尔担心地说道，而上一次失踪发生在 7 月 13 日。她通过短信向我们询问 7 / 8égramme 一篇旧文章的参考资料，该文讲述了马克斯（Max）的经历——一只被偷走后通过芯片确认身份并归还给主人的猫。“看看发现它的地方可能会很有意思。”调查仍在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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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2026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二
法定公告
legales-libe@teamedia.fr 01 87 39 84 00
根据相关省长的法令，《解放报》正式获得 2026 年在 75 / 53 / 54 省发布纸质法定及司法公告的授权。数字版授权范围为 11 / 04 / 75 / 52 / 53 / 54。司法及法定公告的按字符（含空格）计费标准由 2025 年 11 月 10 日文化与传播部的法令定义。计费标准适用于 L'OBS / ATK / EN 的授权省份。民事及商业公司成立：固定价格：股份有限公司 (DA) 1994 HT - 简化股份有限公司 (DAE) 1994 HT - 单人简化股份有限公司 (DAE) 1424 - 合伙公司 (tarif) (DNC) 2004 - 有限责任公司 (DAU) 1404 - 单人有限责任公司 (life + entreprise impressionnelle à responsabilité limitée + 1004) 1244 。民事或商业公司变更 (CLOTHES)：1014 。法定公告按字符（含空格）计费（不含清算人、发行人的额外公告及任命）：75 / 54 / 53 (0,2004 )。
司法公告
勒芒司法法院关于宣布失踪的判决 2026 年 6 月 25 日
宣布 Catherine, Denise SAINTY 失踪，该员 1954 年 3 月 10 日出生于勒芒 (72)，无已知最后住所，承担所有法律后果。
维持 SARTHE 的 UDAF（根据勒芒司法法院监护法官 2005 年 1 月 31 日的判决和 2019 年 4 月 1 日的命令指定）作为法定管理人的身份，直至判决登记完成。
规定本判决将根据民法典第 127 条的规定，在判决宣布后三个月内公布，即 2026 年 9 月 28 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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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25 日 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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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 10 电视节目单
TAT
21h10. 《Koh-Lanta All Stars》。 游戏。第 1 集（第 1 和第 2 部分）。 主持人：Denis Brognart。 23h35. 《我的母亲，你的父亲》。 娱乐。第 1 和第 2 集。 主持人：Sandrine Dans。
FRANCE 2
21h10. 《我的幸运日》。 戏剧。主演：Guillaume de Tonquédoc, Loïc Legendre。 22h35. 《菲利普·布瓦尔，笑声的一生》。纪录片。
FRANCE 3
21h10. 《O.P.J.》。剧集。 Couple couleur。第 1 和第 2 部分。 主演：Tuëlle Truès, Antoine Stip。 22h55. 《O.P.J.》。剧集。 Mort en réserve。第 1 和第 2 部分。
FRANCE 4
21h00. 第 59 届洛里安跨凯尔特音乐节。节日。 盛大演出。主持人：Laurent Loyat。 22h40. 《爱尔兰凯尔特》。娱乐。 传奇之路。
FRANCE 5
21h00. 《妮基塔》。警匪剧。 主演：Anne Farillaud, Tchéky Karyo。 22h55. 《C dans l'air》。杂志节目。
CARAS
21h05. 《埃丁顿》。惊悚片。 主演：Joaquin Phoenix, Emma Stone。 23h30. 《Bugonia》。喜剧。 主演：Emma Stone, Jesse Flemons。
[...OMITTED...]
ACT
21h00. 《喀布尔的最后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Kaboul)。纪录片。失落的国家。美国战争。23h00. 《喀布尔的最后日子》。
21h10. 《禁区》(Zone interdite)。杂志。加勒比海巡航：深入探索这座极尽奢华的新邮轮。23h00. 《禁区》。杂志。
PARIS PREMIÈRE
21h00. 《Le schpourtz》。喜剧。主演：Fernandez, Orane Demazis。 23h35. 《Topaze》。电影。
TMC
21h25. 《90°调查》(90° Enquêtes)。杂志。从比亚里茨到巴约讷：巴斯克地区的夜间海滩守候与动荡之夜。22h50. 《90°调查》。杂志。
21h10. 《大头》(Les grosses têtes)。杂志。菲利普·布瓦尔 (Philippe Bouvard) 特辑。23h10. 菲利普·布瓦尔的一千零一夜。
21h10. 《永无止境》(Limitless)。惊悚片。主演：布拉德利·库珀 (Bradley Cooper)。23h05. 《犯罪纪事》(Chroniques criminelles)。
OCTAV
21h10. 《婴儿监视器》(Baby phone)。喜剧。主演：Meili Sadoun。 22h50. 《Le grand hâtizier》。
TAT
20h55. 《未解之谜》(Non élucidé)。纪录片。埃里克·卡莱尔斯 (Eric Calers) 案。 22h35. 《坦白说》(Pour tout dire)。杂志。
TFI SÉRIES FILMS
21h10. 《巴尔塔扎》(Balthazar)。剧集。背水一战。主演：Tomer Sisley, Hélène de Fougerolles。22h05. 《巴尔塔扎》。剧集。2集。
ATAS
21h10. 《麦菲姑姑》(Nanny McPhee)。喜剧。主演：艾玛·汤普森 (Emma Thompson), 科林·费斯 (Colin Firth)。 22h50. 《夏洛克》(Sherlock)。剧集。
AMELIA
21h10. 《博瓦尔，近距离接触动物》(Beauval, au plus près des animaux)。纪录片。饲养员的挑战。 22h30. 《博瓦尔，近距离接触动物》。纪录片。
JESSICA
21h10. 冬项两项：德累斯顿城市冬项两项 (City Biathlon Dresden)。体育。23h00. 《晚间团队》(L'Equipe du Soir)。杂志。
AMC DECOUVERTE
21h10. 《法国车站：宏伟的建筑》(Gares de France : constructions monumentales)。纪录片。22h15. 《欧洲之星：挑战英吉利海峡的高铁技术》(Eurostar : la techno du TGV qui défie la manche)。
AMC STORY
21h10. 《泳池狂热，法国人的新爱好》(La folie des piscines, la nouvelle passion des Français)。杂志。第6集。 22h05. 《XXI工程：泳池与潟湖》(Travaux XXI : piscines et lagons)。杂志。
25日 星期二
国家东北部天气不稳定，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平静但多云，东南部晴朗。
下午 阵雨在国家北部的三分之二地区再次出现。从比利牛斯山到阿尔卑斯山以及地中海地区天气保持干燥。
自行车头盔？部长女士，请不要给我们添乱！
评论家斯坦·范·奥斯特伦（Stein van Oosteren）指出，相关研究结果虽违背直觉但结论明确：将医疗界所希望的这项所谓“常识性”保护措施强制化，反而会增加城市骑行的危险性。
又来了。 法国政府第无数次尝试将佩戴自行车头盔强制化。公民事务代理部长玛丽-皮埃尔·韦德伦（Marie-Pierre Vedrenne）做了一个糟糕的决定，重新翻出这个陈年旧话题，这可能会再次打击法国自行车运动的兴起。健康、气候、购买力以及自行车产业真的不需要这一记客观上毫无用处的“砍击”。解释这项措施的荒谬之处很难，因为强制骑行者佩戴头盔看起来与所谓的“常识性措施”如出一辙。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请做好心理准备——强制佩戴头盔会让骑行变得更危险。是的，你没读错。这是一个违背直觉但可以解释的真相。当一个国家强制所有骑行者配备头盔时，骑行的自发性、便捷性和吸引力就会降低。因此，自行车的使用率会下降，随之消失的是“数量带来的安全效应”：街道上的骑行者越多、越显眼，驾驶机动车的人就越会注意他们（反之亦然）。
“风险稳态” 这一效应已被多项研究证实，其中包括多萝西·罗宾逊（Dorothy Robinson）在 2006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强制佩戴头盔后，骑行者的危险程度并未降低，反而增加了。作者写道：“这意味着，这些强制佩戴头盔的法律产生了反作用。”该研究还提到另一个同样违背直觉的解释：头盔增加了危险，因为骑行者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从而承担更多风险。这种被称为“风险稳态”的效应同样影响驾驶员：他们会将佩戴头盔的骑行者视为受保护且经验丰富的骑行者，从而倾向于更容易地与其发生碰撞。这些论点尽管在科学上很稳健，但在公众面前却难以被听到。医生们听到这些观点时会感到愤怒。一名领英（Linkedin）用户回复我道：“我不明白，头盔能救命，而且并不是一个重大负担。”如何说服他们？
问题不在于头盔，而在于强制所有人佩戴。错误在于关注个体——头盔确实可以救个体——而不是关注所有用户，当用户数量下降时，整体安全性也会降低。争论激烈且没完没了。“是的，但那为什么接受夜晚必须为自行车安装照明灯的强制要求？”回答是：“这不会减少自行车的使用。”“那么你反对强制佩戴安全带吗？”这完全是两回事：安全带的引入在第一年就避免了 3500 人死亡，而强制佩戴头盔并没有降低整体死亡率，甚至增加了每个骑行者的风险。这个概念令人困惑，让我们的思维陷入死循环。尽管事实如此，许多人仍然认为迫切需要强制骑行者佩戴头盔。统计数据却显示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在过去五年中，骑行人数增加了 40 %，而骑行者死亡人数仅增加了 24 %。这是一个令人启发的事实：这意味着现在骑自行车比五年前更安全！这一进步一方面是因为骑行人数的增加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行车基础设施的飞跃式发展。十年间，自行车道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这导致骑行人数激增，并在 2024 年催生了一个自行车产业。
原因在于政治
如果我们的历届政府能够听从常识，他们绝不会在汽车和石油游说团体的压力下，将自行车从我们的街道上驱逐出去。然而，这正是我们现任政府仍在继续做的事情。几个例子：尽管面临经济、气候和卫生危机，政府还是削减了自行车计划的预算。尽管骑行者保罗·瓦里（Paul Varry）不幸身亡，但关于机动车暴力的报告依然没有得到回应。政府甚至试图取消《流动性导向法》（LOM）中规定的创建自行车道的法律义务。必须经过自行车用户联合会（FUB）和自行车与步行网络（Réseau vélo et marche）的激烈斗争，才能阻止这项巨大的反自行车措施。法国不需要再次破坏其自行车产业，也不需要剥夺孩子们在不陷入久坐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前往学校的自由。如今再次听到一位部长提到一项危及骑行者的所谓“常识”措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为什么她不能听取科学研究和国际经验，而这些早已充分证明了该措施的无效性？
原因在于政治：这项措施对国家而言无需成本，且能给人一种关心骑行者安全的印象，同时强迫骑行者自行出资承担这一新约束。强制佩戴头盔是一个伪装成好主意的陷阱。这就像强迫在森林里散步的人穿上防弹背心以保护他们免受枪击一样。如果政府如此在意骑行者的安全，不应该让他们戴头盔，而应该出钱（casquer）资助建设自行车道，以避免他们发生碰撞。就像在荷兰，只有两类骑行者佩戴头盔：职业赛车手和游客。其他骑行者不戴，因为他们受到自行车道和 30 km / h 限速的保护。治理就是选择：要么选择工业游说团体及其所谓的“常识”，要么选择法国人的安全。同意建议甚至推广佩戴头盔，但绝不能强制所有骑行者佩戴。 ➤
签名：DOUD
作者：斯坦·范·奥斯特伦 (STEIN VAN OOSTEREN)
外交官、随笔作家，前法兰西岛自行车集体（Collectif vélo Ile-de-France）发言人
Libération 星期二 25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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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RONIQUE
作者： 朱莉娅·福伊斯 (GIULIA FOÏ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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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至15日，这场匈牙利音乐节举办了第32届。在夏季音乐节的版图中，它既是一个特例，也代表了一种极致。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多瑙河上的奥布达伊（Obudai）岛上，这片占地108公顷的岛屿在五天内聚集了来自110多个国家的360 000名观众。这里的氛围独一无二，交织着后嬉皮时代的亢奋、疯狂麦克斯式的惬意生活以及一场巨大的酷儿嘉年华。对于该音乐节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今年它开启了某种类似于“第二次生命”的新阶段。
西格特音乐节诞生于1993年，当时的匈牙利刚刚走出共产主义时期，它长期以来一直是找回自由的象征。“必须记住，当时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匈牙利
西格特音乐节重焕活力
布达佩斯西格特音乐节（Sziget Festival）自新冠疫情以来陷入困境，且长期受到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领导的极右翼势力的威胁，但自从由其创始人之一重新接管以来，该音乐节正重新焕发生机。8月中旬举行的2026年届活动便证明了这一点。
“……让年轻人能够出门，听听音乐，”管理该活动已有15年的塔马什·卡达尔（Tamás Kádár）回忆道，“当时极少数的音乐节是由国家组织的，完全没有独立的倡议。”尽管组织工作较为粗糙——当时用项链充当入场券，观众大量交换项链以偷溜进去——但第一届活动仅由匈牙利地下场景的艺术家组成，在七天内吸引了40,000人参加，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一次真正的壮举。
如果说该音乐节在次年迎来爆发，观众人数超过140,000人，那么从1995年起，它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和身份。1996年，它在观众人数上突破200,000大关，达到了与欧洲竞争对手相当的水平，并推出了一份汇集了 Iggy Pop、Stone Roses、Prodigy 和 Sonic Youth 等艺人的演出名单。在那一年，该音乐节还更名为“百事西格特”（Pepsi Sziget），这开启了几乎导致其灭亡的大门：与广告商和国际活动机构之间那些充满风险的联盟。在2016年届活动创下参与人数记录（近500,000名参—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2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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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节者）后，西格特音乐节 70 % 的股份被英国活动公司 Superstruct 收购。“他们的计划是保留音乐节的精神，但更多地关注大舞台，通过支付高价聘请顶级大牌艺人，”塔马什·卡达尔继续说道，“但这是以牺牲其他所有构成西格特 DNA 的元素为代价的。”2017年，参与人数首次下降。致命一击来自新冠疫情，导致音乐节在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停办，随后回归的情况令人失望。接着在2024年，Superstruct 被美国投资基金 KKR 收购，而 KKR 对以色列军队在巴勒斯坦攻势中的支持引发了多次抵制，尤其是在收购 Boiler Room 派对期间。由于2024年届活动亏损近1000万欧元，加上由维克多·欧尔班领导的极右翼政府不断为其设置障碍，以及与布达佩斯市的经营合同即将到期，西格特被 KKR 视为累赘并将其抛弃。拯救该音乐节的是其创始人之一卡罗伊·盖伦代（Károly Gerendai），他曾在2017年 Superstruct 到来时离开。他就像是一个“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风格”的克萨维尔·尼尔（Xavier Niel），这位前乐队经纪人在1993年 22 岁时创建了西格特，随后成为一名嗅觉敏锐的商人，在文化、社会、技术和美食领域屡创佳绩。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与市政府协商签署了新租约，找到了包括首都巨型音乐厅 Budapest Park 在内的新投资者，让音乐节重新起航。2026年届活动是16年来首次在民主政体下举行：在4月12日的立法选举中，维克多·欧尔班被中右翼议员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击败。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圆满结局，但差点遭遇最后的反转：在音乐节开始前十天，匈牙利与法国一样，遭受了历史性的干旱，导致多瑙河水位下降，威胁到帕克斯（Paks）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其运行能力被削减至 25 %。为了补救这一局面，政府请求军队紧急在河床中建造一座可潜没大坝，试图提高水位。
“需要朋克”
“这种情况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建议我们更改音乐节的日期，”塔马什·卡达尔（Tamás Kádár）继续说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找到了一个折中方案：配备足够的发电机，以便在停电时能够自给自足。这是一个安全网。我们决定，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使用它们。因为这需要消耗大量的汽油，这与我们的环保承诺相违背。我们不能违背这份与观众之间的道德契约。西格特（Sziget）首先代表的是价值观和一种体验，而不是一张大牌艺人的海报。这就是为什么网站上的指引如此之少：在这里，目标就是迷路，去那些计划之外的地方。”而这正是 2026 年这一届音乐节瞬间吸引人的地方：在现场度过的三天里，相对于在岛上花费的时间，我们最终看到的演唱会其实很少，这里更适合漫步和偶然的发现。偶然撞见一场关于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群体中“约炮文化”（hook up culture）的辩论，与穿着西装、扛着棺材穿过岛屿的掘墓人聊天，或者仅仅是坐在树下，在一片绝对安静的荒僻森林里：这就是西格特，或许也是它最根本的独特之处——它是唯一一个规模如此之大，却允许人们什么都不做、不消费任何东西、完全隐匿起来，远离所有喧嚣和销售摊位的音乐节。
对于许多匈牙利人来说，是在 BPM（每分钟节拍数）的轰击下狂欢还是回归自然，这根本不是一个选择题：五日通行证起价 299 欧元，虽然西格特比许多欧洲竞争对手相对便宜，但对于该国大部分人口来说依然难以企及，因为 2023 年的平均净工资在 1 000 欧元左右。因此，匈牙利人仅占观众人数的 50 % 并不令人惊讶。总部位于布达佩斯的独立 techno 厂牌 Pluto Sound 的创始人克里斯托夫·胡萨尔（Kristóf Huszár）对这种反差感到遗憾，但仍将西格特的“觉醒”视为一个积极信号：“在文化上，我们今天的力量在于这个高度国际化的音乐节与背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能够建立的平衡：小型俱乐部、独立厂牌、自治派对、知名度较低的音乐节。这一切基本上仍然发生在布达佩斯，国家需要去中心化，并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增加。但为此需要资金。而在匈牙利，独立文化在客观环境下已经习惯了在没有机构支持的情况下运作。要让他们重新信-
任机构将并非易事。”克里斯托夫·胡萨尔指的是国家文化基金（Nemzeti Kulturális Alap），这是一个成立于 1993 年旨在维护国家文化生活的公共机构，但该机构深受腐败和挪用资金的质疑困扰，导致今年 7 月，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所属的青民盟（Fidesz）办公场所遭到了搜查。
当地独立音乐界的另一位人物本塞·安布鲁斯（Bence Ambrus）经营着名为 Psychedelic Source 的厂牌和集体，致力于即兴迷幻音乐。他将在 9 月于布达佩斯西南部的普斯塔扎莫尔（Pusztazámor）举办一场名为“迷幻城堡即兴演奏会”（Jam in the Psych Castle）的音乐节，地点设在 18 世纪的历史庄园巴尔查城堡（château Barcza），他认为这次活动“应该会接近西格特音乐节（Sziget）第一届时的样子”。虽然他避开了他所谓的“城市化”初期——因为极右翼总理上台之时，恰好是他离开匈牙利前往西班牙和法国担任街头音乐家和农业工人的时候——但本塞·安布鲁斯却深刻地经历了其末期：“政府当时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缉毒行动，在酒吧和小俱乐部演出变得非常危险。警察经常进行突击搜查，无故逮捕人们，有些场馆因为在某个口袋底部发现了半克某种东西而一夜之间被关闭。现在，我们可以喘口气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历史有一种令人不快地重复的倾向，迟早有一天，糟糕的事情会再次降临在我们头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需要反叛者、朋克和迷幻的法外之徒。为了不陷入沉睡，不让自己被舒适感所诱捕。”
在西格特音乐节上，塔马什·卡达尔（Tamás Kádár）试图保持乐观，但他也知道这场仗还远未赢得胜利。“我们重新独立了。我们找回了最初的精神，并将其与一些新事物相结合。但在财务方面，我们目前的目标是减少损失。至于利润，以后再说。如果一切顺利，大概要从 2028 年开始。”当我们在一处艺术家专属区域结束采访时，一个穿着金色亮片套装的人毫无预兆地闯入，随口询问在场是否有人有兴趣在一部法庭戏中出演：“我们的陪审团还缺三个人！”这次滑稽的闯入似乎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惊讶。在西格特音乐节，还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但一切已经重新变得可能。 ➤
“独立文化在客观环境下已经习惯了在没有机构支持的情况下工作。要再次信任它们将并非易事。”
克里斯托夫·胡萨尔（Kristóf Huszár）
匈牙利独立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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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25 日，星期二
文化！
罗里·斯科维尔，危险的傻瓜
在这场新演出中，这位美国喜剧演员撕开了他伪装成白痴的盔甲，以一种巧妙的模糊感，甚至走向了戏剧性的忏悔。
将人性还原至其可耻的倾向，撕掉社交的面具，以赤裸的真相揭露自私、嫉妒及其他恶念。罗里·斯科维尔（Rory Scovel）精湛地操纵着这一古老传统（“当你排在游乐园队列中，一个瘫痪者带着一个大家庭插队到你前面时，你心中产生的那种阴暗感觉：那才是真实的你”），因为他是在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的：他塑造的角色是一个喧闹、笨拙且愚蠢的大傻瓜，乍看之下，他擅长的是肢体幽默、
咆哮和外在表现，而非自我剖析。
尽管他长期在电视圈边缘徘徊，但直到第三场演出《无畏现场》（Live Without Fear，2021年），这位46岁的好父亲才实现了质的飞跃。“无畏”：一个奇怪的标题，却完美契合斯科维尔的能量。在舞台上，他似乎时刻准备着大干一场，既充盈着孩童般的愚钝，又带着一种真实的勇气，经常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大吼大叫，有时是为了改变节奏，有时是为了避免承认错误。
天真。 他对荒诞艺术的掌控（一段关于十字架受刑戏剧排练的表演令人忍俊不禁）本应让他成为亚当·麦凯（Adam McKay）和威尔·法瑞尔（Will Ferrell）式“愚蠢喜剧”的必然人选。由于出生晚了大约十年，他独自在舞台上实践这种风格。他还原时代表达习惯的能力在舞台上闪光，尤其是这些内容并非真正地编排成段子，而是随意地抛出，
在滔滔不绝的言语中突然出现，如同畸形的冲动或发疯的瞬间——几乎像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达瓦协议”（Protocole Dava）。文本中时而令人困惑的天真（“我想我们都认同对‘骄傲之子’（Proud Boys）的看法”——这是一个支持特朗普且深度参与2021年国会山骚乱的白人至上主义民兵组织，“但如果他们唱歌好听得惊人，你们会怎么想？”）为整体披上了一层伪装的简单外衣，但他的独创性——或者说前卫之处——恰恰隐藏在离题的艺术中。斯科维尔说话像一条过热的金鱼：他所说的一切都可能出现剧烈的语调转折、出人意料的偏离，以及那些中断了原句却在下一次分叉前仍未闭合的括号。
鼻涕。 这场演出的个人色彩由一段开场片头预告，背景是伴随着忧郁流行乐（Nation of Language 乐队那首洗脑的《Tournament》）的童年家庭录像。如果斯科维尔不致力于将其反转，这种倾向可能会令人不安。在最后一幕中，他嘲讽了自己陷入戏剧化情绪的诱惑，探讨了一个令他落泪的私密话题。这是一个令人眩晕的时刻：忏悔是真诚的，但同时也是强作的——一种法瑞尔式的剧烈悲伤，伴随着鼻涕和沙哑的声音，人们永远无法得知其中有多少是怪诞的做作，而这给我们留下了一种独特且充满歧义的强烈情感。脱口秀领域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作品：而这正是我们对他所期待的。
西奥·里贝通 (THÉO RIBETON)
罗里·斯科维尔 (RORY SCOVEL) 的《演出必须继续》(SHOW MUST GO ON)（1小时08分）。于 Netflix 上线。
约翰·蒂尔伯里，低调的巨匠留下其遗作
作为实验音乐的代表人物，这位 90 岁的英国钢琴家在珍贵的录音作品中，邀请了昔日的同行以及年轻一代共同参与。
面对这套盒装专辑，人们很容易感到震撼。这是英国钢琴家、即兴演奏家、作曲家约翰·蒂尔伯里（John Tilbury）家庭录音的庞大选集。首先，因为它在标题中就宣告了其“遗作”的性质——这是这位实验音乐巨匠在 90 岁高龄时，在停止举办音乐会 8 年后，最后一次在录音室进行的录制。其次，作为一种总结，约翰·蒂尔伯里选择了一场盛大的集体巡演，他既邀请了最资深的同行（如他最著名的诠释者之一的莫顿·费尔德曼 Morton Feldman，以及蒂尔伯里在 80 年代初加入的激进即兴集体 AMM 的基思·罗伊 Keith Rowe，还有英国极简主义被低估的先驱
蒂尔伯里在 8 年前停止了音乐会演出。照片来源 ANOTHER TIMBRE
霍华德·斯肯普顿 Howard Skempton），同时也涵盖了年轻一代的概貌（马克·R·泰勒 Mark R. Taylor，约翰·莱利 John Lely，琳达·卡特林·史密斯 Linda Catlin Smith）。蒂尔伯里自 60 年代与“问题儿童”康尼利厄斯·卡多（Cornelius Cardew）一同崭露头角以来（他曾是传奇实验团体 Scratch Orchestra 中卡多的核心合作者，后来成为了其传记作者），一直与作曲家们保持着珍贵的伙伴关系。此次作品再次提醒我们，他是一位独特的表演者，是模糊演奏者与创造者界限的先驱。戴夫·史密斯（Dave Smith，前 Scratch Orchestra 成员）为了向浪漫主义者查尔斯-瓦伦丁·阿尔坎（Charles-Valentin Alkan）致敬而创作的、长达 40 分钟且带有墓地般肃穆感的绝美作品《Al Contrario》，与他与克劳斯·菲利普（Klaus Filip）合作的不可思议的《Dust and Piano》（一部由计算机操纵的尘埃微粒与在钢琴内部及外部演奏的钢琴组成的二重奏，宛如一场关于声音之物质的物质之旅）之间有何联系？在 20 世纪音乐现代性那动荡的历史看来，两者几乎毫无关联；但在那些追踪这位低调巨匠的人看来——例如 Another Timbre 厂牌的西蒙·雷内尔（Simon Reynell），他在 2018 年至今年春季期间，在位于肯特郡迪尔（Deal）、英吉利海峡沿岸的钢琴家家中录制了本专辑的大部分表演——这种联系是不言而喻的。令人震撼，且不可或缺。
奥利维尔·拉姆 (OLIVIER LAMM)
约翰·蒂尔伯里 (JOHN TILBURY) 《AT HOME》 (Another Timbre)。
$\text{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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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画像》：他的课题是他人
在当代出版记忆研究所（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的一次展览中，托马斯·克莱尔（Thomas Clerc）通过不属于他的档案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地毯和墙壁皆为红色，当代出版记忆研究所的展厅被染成了鲜艳的色彩，像是戏剧性的血溅之色，又像是在浪漫剧或嘲讽剧开场时拉起的舞台幕布。然而，展出的内容——写给朋友或法国电力公司（EDF）投诉部门的信件、写满引文的笔记本、索引卡、作家的草稿、班级照片、来自圣特罗佩的明信片、剪报——却安静地待在玻璃盒中，整齐地分成每组不超过十件的小组。通常情况下，它们存放于卡昂附近 Imec 机构 30 公里长的线性货架档案盒中。托马斯·克莱尔（《解放报》前专栏作家）让这些档案的碎片重见天日，将其转化为一场形式上颇为矛盾的名为《自画像》（Autoportrait）的展览。他解释道：这是在“尝试用‘他人’的素材来描绘自己”，在他们的弱点或优点中、在他们的癖好、宠物、城市或公寓，以及他们居住其中的方式，乃至他们描绘自己的方式中，时而认出自己。
方向。 如果说托马斯·克莱尔勤于练习自画像（而非自传），那么他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进行的，且他的所有书籍首先都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内部》（Intérieur，2013年出版）细致地丈量了他当时准备离开的那套 50 平方米的巴黎公寓，从浴室的瓷砖一直到厨房的瓷砖。《巴黎，20世纪博物馆》（Paris, musée du XXe siècle，2024年）对“第18区”进行了详尽的巡礼，一条街接一条街，一栋楼接一栋楼，并乐于在关于任何琐事的幽默或历史考量中迷失。这种堪比乔治·佩雷克（克莱尔承认深受其影响）的列表和全楼层清单的方法，是本次展览的主线。展览以一段关于克里斯托夫·塔隆斯（Christophe Tarlons）身份的诗歌式枚举（带有勾选框）开篇：“我是：金属工-锁匠 / 截瘫患者 / 消防员……”这首诗荒诞地宣告着，以一种愉悦的方式挫败了定义自我的计划。
托马斯·克莱尔在此找到了共鸣：“必须避免直视自己。惊喜在于一个只能是部分的自画像，它由一种属于我个人的累积和饱和而组成。自画像的逻辑在于迂回。”
但必须设定一个方向，即便随后会迷失。因为 Imec 的档案量过于庞大。因此，他优先选择了自己心仪的作者基金：除了 Koïtes 的档案盒，他还打开了薇奥莱特·勒杜克（Violette Leduc）、埃尔韦·吉贝尔（Hervé Guibert）、塞林（Céline）、杜斯坦（Dustan）和爱德华·勒韦（Edouard Levé）的档案盒，随后在研究所档案管理员的引导下，接触了一些他不熟悉的作者（马克西米利安·沃克斯 Maximilien Vox、加布里埃尔·库赞 Gabriel Cousin、皮埃尔·雅汉 Pierre Jahan），这些作者可能与他的痴迷点（戏剧性、与居住环境的关系）相交汇。为了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恋之光（托马斯·克莱尔可能会被认为是在他人的痕迹中寻找自己的倒影），他将展览设定为第三人称，每个章节都是一个简短的场景片段，其中“他传递消息，他寄送鲜花”，“他是个孩子，他去上学”，“他住在巴黎，他喜欢待在家里”。总之，这些是生命中的时刻，对于观众以及经历并见证这些时刻的作者来说都十分熟悉。在海伦·贝塞特（Hélène Bessette）的基金中发现的这封写给 EDF 的信件
作者皮埃尔·雅汉出现在托马斯·克莱尔的《自画像》展览中。照片：MICHAEL GUEMENER IMEC
在这封信中，这位作家感到沮丧，她试图解释——可怜的她，像许多人一样恐惧技术，对此一窍不通——她家中反复出现的电路短路问题。而达斯丹（Dustan）则在信中列出了他的每日健身计划（“50个胸肌训练，20个腹肌训练……”）。克莱尔（Clerc）深受触动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维持健康的平凡手段。在他看来，这张纸片是生存的手段，是将死亡推后的方式。
面具。 所有展出的档案都在一位作家的注视下重获新生。否则，《自画像》（Autoportrait）将只是一堆毫无生气的文字。而面具这一主题之所以反复出现，是因为它让所有人，
既能逃避自我，也能逃避死亡。我们尤其钟情于佩雷克（Perec）的一份档案，那是为一部（未拍摄的）电影准备的场景和人物清单，电影暂定名为《特殊标志：无》，其中演员的面孔从未出现。要么是因为他扮演一名击剑运动员或养蜂人，要么是因为他陷入了沙尘暴，或者正“双手托腮沉思”。
朱迪卡埃尔·拉夫拉多 (JUDICAËL LAVRADOR)
卡尔瓦多斯省特派员
托马斯·克莱尔 (THOMAS CLERC) 的《自画像》 展于 Imec，位于圣热尔曼-拉布朗什-埃尔布 (14280) 的阿尔登修道院，展至11月29日。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25日 星期二
libé
伴侣之间 (3 / 7)
沼泽已尽
史瑞克与菲奥娜。整个夏天，《解放报》在想象虚构作品中的那些传奇搭档如今会变成什么样。今天，我们来看看这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绿”的食人魔。
他们曾将婚姻建立在厌世与宁静的基础之上。因此，在玩“他们现在怎么样了”的游戏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会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他们：那个舒适且臭气熏天的沼泽。在成为这对情侣的爱巢之前，那里曾见证了先生单身多年的岁月。但现在，这里空无一人，一切都被遗弃了。最著名的食人魔史瑞克和菲奥娜究竟去哪了？夫人，他们全部搬走了，原因很简单：季节已经不复存在——这对年轻夫妇曾经安家的那片湿地如今已完全干涸。彻底落空。当我们终于找到他们的踪迹时，氛围已截然不同：两年来，菲奥娜和史瑞克在了一片千年森林中定居，就在诺特雷-德拉姆-德-格兰德（Notre-Drame-des-Glandes）的禁止开发区（ZAD）内，距离他们以前的家有三天的手推车路程。这是一个真正的激进主义之城，被巨大的魔法树遮蔽在世人视线之外，这些大树很高兴看到各种生物聚集在这里以寻求保护。
我们的食人魔夫妇在社区中心的巨大集体圆顶帐篷中接待我们，那里每周三都会举行一次决定该地生活节奏的周会。在五彩斑斓的帷幕下，他们的斗争同志们进进出出，有的去冲杯咖啡，有的拍拍这对夫妇的背以示问候。从一开始来看，这两个人似乎与激进主义毫无缘分。对于史瑞克来说，在自己那块散发异味的小天堂里过自私的生活就足够了；他的妻子也同样喜欢隐士那种绝对的自由，这让她得以摆脱作为公主的枷锁和令人窒息的习俗——在那个王国里，成为食人魔意味着被社会放逐。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之下，即使是食人魔也无法逃避世界的现实。全球变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热浪和干旱。水开始匮乏，沼泽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土壤变硬，他们房子的墙壁出现了裂缝。
人物志
史瑞克和菲奥娜意识到，他们周围环境的逐渐恶化，与几公里外修建的巨型蓄水池有关。这些蓄水池旨在为王室的星形玉米（一种由王国大量出口且极耗水的当地品种）农作物提供灌溉，并用于饲养牲畜。在参与动员活动期间，他们遇到了同样愤怒的邻居，以及在禁止开发区（ZAD）诞生的“停止淹没我们”集体成员。“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面对我们理性的科学论据以及气候变化的现实，王国会听取建议，而不会在这些生态灭绝的项目上执迷不悟，”史瑞克恼火地说道。
“而且我们本以为可以安静地回到家中，在那里安享晚年，平静地死去。”
遗憾的是，尽管进行了静坐、组成了和平的人链，并在法庭上赢得了诉讼，他们最终明白国王根本没有让步的打算。对外贸易和农业工业的利润比公民权利和自然权利更重要。于是，愤怒压倒了一切。无论如何，沼泽地已经几乎无法居住——没有饮用水，且在7月中旬的最后一波热浪期间，“阴凉处也有40℃”——于是，他们向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与孩子成长的老树桩告别，前往诺特雷-德拉姆与伙伴们汇合。“这是我们一生中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菲奥娜自信地说道。随后她又补充道，仿佛在自我修正：“但与此同时，我不认为我们真的有选择。”
他们不得不适应集体生活，但最终，史瑞克与他那位没礼貌的好友——驴子的相处，让他几乎为一切都做好了准备，从失去隐私到对共同生活规则的纠结——比如“开着门小便或从不洗碗的同志们”。最困难的大概是接受非暴力沟通的原则，对于一个一直以来都有轻微易怒倾向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挑战。菲奥娜是两人中更擅长社交的一个，她对心爱丈夫身上发生的改变感到惊叹。“我一直被他内心深处的愤怒所吸引。我现在明白，这是因为一旦被引导，这种愤怒就包含着无穷的力量，”她深情地看着他说。她觉得人们给了她一次重新坠入爱河的机会，虽然面对的不再是完全相同的那个食人魔，而是一个更新后的版本，且变得更好了。他们之间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他有时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想和她在一起。他曾是一个习惯于极致孤独的坚决单身汉，两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他的习惯。随后，随着三胞胎弗格斯、法克尔和费莉西亚的到来，他们变成了五口之家。她也经常想抛弃这一切，独自回到她的塔楼里呼吸新鲜空气。“我们曾有过史诗般的争吵，”菲奥娜如今笑着说，“但你去问任何一对养了三个食人魔宝宝的夫妇，看看他们是否一直相处融洽……”
孩子们现在已经成为了成熟的年轻人。法克尔成为了一名插画师，在禁止开发区（ZAD）度过了很长时间，用画笔记录那里生活。身为兽医的费莉西亚利用父母日益增强的政治意识，来提高人们对动物权益的关注——菲奥娜已经停止吃肉，但史瑞克很难跟上，尽管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食人魔来说已经“相当去建构”了。两人都全力支持父母所拥抱的新生活。
只有面对在远远之堡成为投资银行家的弗格斯时，沟通才变得有些复杂。“他把我们当成傻瓜，”父亲没好气地说道，“他根本不在乎自然，反正他一直把我们的沼泽看作一个他急于逃离的鼠洞。”本能地，菲奥娜将一只手放在丈夫开始颤抖的腿上。她对这个背离家庭道路的儿子的措辞没那么激烈，但同样失望的情绪在她的声音中若隐若现。“他认为针对食人魔的系统性暴力并不存在。他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个人能力，而他成功了，不像我们。可以说，他太像我的父亲了。”
时间在流逝，史瑞克看着菲奥娜，能感觉到我们的存在已经开始让他们感到不耐。因为今天，这对夫妇接连接受了多次采访，旨在揭露将他们推向此境的丑闻：以金融利益之名对资源的掠夺，对法律程序的漠视，以及国王言论的矛盾——国王不断重复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对抗热浪，却继续任由工业摧毁整个生态系统。“谁能预见到我们会走到这一步？坦白说，所有人都能，”史瑞克脱口而出。“他必须知道我们不会放过他，”菲奥娜补充道，“而且历史会审判他。”
作者：CAMILLE PAIX
绘图：JAMES ALBON
无论是文学中形影不离的搭档，还是电影中令人难忘的夫妻：《解放报》将虚构的传奇人物传送到我们的时代。这些是关于在当代考验下生存的伴侣的想象肖像。
3 € Première édition. N° 14022
MARDI 25 AOÛT 2026
www.liberation.fr
Repression des Kabyles «Alger emprisonne à tour de bras»
PAGES 6-8
Consultations d'exorcistes Un succès de tous les diables
PAGES 14-15
Festival Sziget en Hongrie Sans Orbán, la fête est plus folle
PAGES 24-25
Libération
DEBATS POLITIQUES SUR L'EAU
REMONTONS LE NIVEAU
Après un été de canicules et de sécheresses historiques, la question de l'eau s'invite dans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s candidats rivalisent d'idées. Parfois contre-productives. PAGES 2-5
IMPRIMÉ EN FRANCE / PRINTED IN FRANCE Belgique 3,20 €, DOM 3,80 €, Espagne 3,60 €, Grèce 3,50 €, Luxembourg 3,20 €, Maroc 32 Dh. Portugal (continental) 3,90 €, Suisse 3,90 C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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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ÉCUTIONAL
Par
LAUREN PROVOST
Partage
On réclamait la politisation de la canicule. On l'a obtenue. Il aura fallu deux mois de vagues de chaleur records et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hectares partis en fumée pour que le climat cesse d'être un sujet annexe. En cette rentrée, l'écologie est partout. Raphaël Glucksmann se rêve «président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Bruno Retailleau, toujours contre l'écologie «punitive», ose désormais celle «de l'adaptation», nucléaire compris. Jean-Luc Mélenchon veut un «Etat écologique» et des «écorégions» calquées sur les grands bassins versants des fleuves. Quand Gabriel Attal promet la plus grande chasse au «gâchis d'eau» jamais menée. Car voilà, après la guerre du feu, bienvenue dans la «guerre de l'eau». L'expression s'impose comme une évidence pour commenter les empoignades autour de cette ressource vitale que la sécheresse transforme en enjeu de pouvoir. Stockage, réutilisation des eaux usées, desalinisation, ministère dédié... Un bloc qui va de la macronie au RN, fracturé sur à peu près tout, s'entend sur une chose : il est urgent d'augmenter la quantité d'eau disponible.
Pour ne surtout pas avoir à la répartir. A gauche, on refuse les mégabassines sans dire davantage qui devra réduire ses prélèvements. La sobriété fabrique des mécontents immédiats. Depuis la crise des gilets jaunes, nos politiques le savent. Mais par pitié ne tombons pas dans le piège d'une «guerre de l'eau». Le sujet est taillé pour la bagarre. Mais la bagarre est la dernière chose dont nous avons besoin. Comme le rappelle, dans Libération, l'hydroclimatologue Florence Habets, parler de «guerre» fige des camps et désigne des adversaires. Quand la ressource manque, il faut au contraire décider qui doit en bénéficier. Les agriculteurs, les campings, les data centers, les robinets ? Depuis 1964, la France gérait sa ressource par la concertation entre agriculteurs, industriels, élus, associations. C'est ce modèle que la loi d'urgence agricole vient de fissurer en autorisant le doublement du stockage agricole d'ici à 2035 et en allégeant les procédures de construction des retenues. L'eau va manquer, durablement. La campagne battra son plein en hiver, quand cet été cataclysmique nous semblera lointain. C'est maintenant, pendant que les sols sont encore craquelés, qu'il faut établir des règles de partage, réduire les usages où ils sont absurdes, et tout faire pour garder l'eau dans des sols vivants plutôt que dans des retenues qui s'évaporent quand on en a le plus besoin. Débattre. Sans se battre.
2027 La lutte contre la sécheresse irrigue la campagne
ANALYSE
Alors que de nombreuses régions de France ont été ravagées par des feux, que la canicule a sévi à plusieurs reprises, que les sols sont arides, la gestion de l'eau préoccupe le gouvernement et les candidats à la présidentielle. Et pas qu'à gauche.
Par
LILIAN ALEMAGNA
et ENZO MAGNY
Et si l'écologie s'immiscait pour de bon dans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 L'été caniculaire, l'«impréparation» de l'Etat face a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fustigée par la gauche, les cours d'eau et les fleuves à sec ont fait remonter la question environnementale au classement des priorités politiques. Certes, le premier tour est encore loin (dans moins de huit mois), et la campagne officielle se déroulera dans des saisons (hiver, printemps...) où le thermomètre et la météo feront sûrement oublier les records de température de juillet et août. Mais là où, d'ordinaire, l'été politique est surtout rythmé par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de droite et d'extrême droite dénonçant le burkini, ou s'accrochant au moindre faits divers pour exister sur des chaînes d'info en mal de sujets, cette saison a mis à la une la question de l'adaptation des logements aux chaleurs intenses, des moyens à disposition de la Sécurité civile ou encore des solutions pour lutter contre la sécheresse. La guerre de l'eau est donc devenue politique. Et le gouvernement accepte volontiers la bataille. A peine la loi d'urgence agricole validée – en très grande partie – par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mi-août, la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Annie Genevard, est sortie de ses congés pour appeler, le 18 août sur France Info, à mettre en œuvre «au plus vite» l'une des mesures phares de cette loi : les simplifications accordées pour la construction de mégabassines, ces énormes retenues d'eau privées réclame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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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Vendée, on change les eaux usées en eau potable
Aux Sables-d'Olonne, un procédé industriel expérimental élimine résidus de médicaments, pesticides et bactéries. Un projet prometteur mais dont les impacts potentiels sur le milieu naturel interrogent.
Au bout d'une impasse, en pleine zone industrielle des Sables-d'Olonne (Vendée), loin des images de carte postale de la promenade du front de mer, se dresse une intrigante installation neuve. Derrière un portail, une imposante tuyauterie émet un bruit sourd de pompage et d'écoulement. C'est ici, dans cette usine d'affinage, que se joue une partie de l'avenir local de l'eau potable. Depuis mars 2025, le groupe Veolia et Vendée Eau, le syndicat mixte départemental qui organise le service public de l'eau potable (production et distribution), maître d'ouvrage du site, y expérimentent la réutilisation des eaux usées. Dans le jargon du secteur, on dit Reut, pour «réutilisation des eaux usées traitées». L'objectif: permettre au précieux liquide, après sa sortie de la station d'épuration, d'être réintégré dans le circuit d'eau potable. En clair, réussir à faire parvenir jusqu'aux robinets des Sablais une eau ayant transité... par
leurs toilettes. Un pari audacieux qui pourrait s'avérer nécessaire dans un contexte de crise climatique et de sécheresses extrêmes, appelées à se multiplier. Le programme vendéen a été baptisé «Jourdain» en référence au fleuve du Moyen-Orient – dont la ressource s'amenuise et qui traverse notamment Israël, un champion mondial de la Reut –, mais aussi au M. Jourdain de Molière, connu pour s'exprimer en prose sans le savoir: «De nombreux cours d'eau reçoivent des rejets de stations d'épuration et cette eau, en aval, est transformée en eau potable. On fait donc tous, déjà, de la réutilisation des eaux usées sans le savoir», raconte Veolia sur son site. L'idée, ici, étant de «reproduire ce cycle de l'eau de manière planifiée, supervisée», en créant un procédé industriel spécifique, ce qui n'est pas encore autorisé en France pour l'eau potable, alors qu'il est déjà possible de réutiliser les eaux usées traitées pour l'irrigation agricole ou le nettoyage de rues. Le projet Jourdain, présenté comme une première en France, est en phase d'expérimentation. Pour voir le jour, il a nécessité une autorisation spécifique de l'Etat. Les résultats de ce test grandeur nature, attendus pour 2028, sont suivis de près par les pou-
voirs publics. Dans son plan eau lancé en 2023, le gouvernement a fixé un objectif de 10% de Reut d'ici 2030. Aujourd'hui, moins de 1% des eaux sont réutilisées en France – contre, par exemple, près de 10% en Italie, 15% en Espagne ou 90% en Israël. Vendée Eau produit cette année un peu plus de 3000 m³ par jour à partir des eaux usées des Sables-d'Olonne. Un apport qui contribue à environ 7% de la production journalière d'eau potable de l'usine du Jaunay. «Une part infime se retrouve aujourd'hui dans les robinets», indique le président du syndicat mixte, Jacky Dallet. Au terme de la phase test, l'ambition est de porter à 20% la part de la Reut dans la production de l'usine du Jaunay, l'un des 17 ouvrages de potabilisation du département. Cela représente un volume de 2 millions de m³ par an, soit l'équivalent de la consommation d'environ 60 000 personnes. «D'ici 2050, nous prévoyons sur la frange littorale de Vendée un déficit de 6 millions de m³ d'eau potable lors des années sèches, il faut donc penser à des solutions comme la Reut», expose Elisabeth Macé, chargée de mission à Vendée Eau. Sur ce territoire, en raison de la géologie. Suite page 4
mées par la FNSEA mais contre lesquelles se battent les associations environnementales et plusieurs partis de gauche. «On substitue à l'eau prélevée en été, quand elle manque, l'eau stockée en hiver, là où elle abonde», a martelé Genevard, mettant en avant un «bon sens» contesté par certains spécialistes. Concrètement, la loi d'urgence agricole permet de doubler les volumes de stockage d'eau pour les usages agricoles d'ici à 2035 et prévoit une simplification de la construction de plans d'eau de moins d'un hectare en zones humides et de retenues collinaires – barrage dans un fond de vallée, stockant l'eau de surface – de moins de trois hectares. «La réalité nous le démontre: il va devenir politiquement difficile de s'opposer au stockage après cet été», a martelé Genevard dans l'Opinion le même jour que son passage sur France Info.
LA «CHASSE AU GÂCHIS» DE GABRIEL ATTAL
Quelques jours plus tôt, c'est son ancien chef à LR, Bruno Retailleau, qui avait interrompu ses vacances pour livrer, dans la Tribune dimanche, un nouveau réquisitoire contre les écolos. «S'adapter, c'est stocker l'eau l'hiver, quand elle est abondante, pour irriguer nos champs pendant l'été», avait écrit 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propos[ant] que les retenues d'eau soient déclarées projets d'intérêt public majeur, que nous réutilisons massivement les eaux usées au lieu de les jeter à la mer, et que nos agriculteurs puissent avoir accès à des semences qui résistent à la sécheresse.» «C'est du dogmatisme, rétorque Jean-Claude Raux, député écologiste de Loire-Atlantique.
L'eau, les incendies, la climatisation... tout est de la faute des écolos.» «Quand Bruno Retailleau demande de stocker l'eau l'hiver, mais comment il remplit s'il ne pleut pas? Et comment lutte-t-il contre l'évaporation? C'est du délire, dénonce son collègue du même groupe Benoît Biteau, député et agriculteur en Charente-Maritime. Ceux qui proposent ce type de solutions n'ont rien compris au système: seulement 6% d'agriculteurs ont accès à l'eau d'irrigation via des mégabassines. Et pour les autres? Comment fait-on?» Plutôt que de construire des mégabassines avec un fort impact sur la nature et un «acaparement» de l'eau par certains agriculteurs, les verts plaident, eux, pour un meilleur recueil de l'eau, avec la création de zones spéciales, plus petites. «La priorité est avant tout de reconstruire le grand cycle de l'eau, en replantant des arbres, des haies, remélardant les cours d'eau, recréer des zones humides... explique Biteau. Avec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les épisodes pluvieux sont plus nombreux. Nous avons besoin d'accueillir l'eau en excès. Il faut créer des zones naturelles sur le territoire dédiées à la conservation de la pluie plutôt que de renvoyer l'eau plus vite à la mer.» «Personne ne peut s'accapurer l'eau», abonde Hervé Gillé, sénateur PS de Gironde qui a notamment appelé cet été, dans une vidéo, à «trouver les moyens de financer cette politique de prévention et protection contre les inondations» via une proposition de loi. Et même si la droite et le centre tentent de les rendre «responsables» du retard français en matière d'adaptation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on se félicite chez les écologistes qu'un
sujet aussi identitaire pour eux – souvenez-vous René Dumont en 1974 et son «verre d'eau précieuse» dans son clip de campagne à la télévision – soit au centre des débats. Habituellement réservées aux partis de gauche, la question de l'eau et sa gestion attirent désormais les autres candidat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à commencer par celui de Renaissance, Gabriel Attal, qui a consacré une interview dédiée au sujet à l'AFP le 9 août et un de ses déplacements de l'été, à Argelès-sur-mer (Pyrénées-Orientales). Promettant un plan «massif» s'il était élu,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se concentre, lui, sur la «chasse au gâchis». Une de ses mesures consisterait à réutiliser les eaux usées en s'inspirant du modèle de l'Espagne qui réemploie son eau 14 fois plus que la France. Pour cela, Attal veut «faire sauter certains freins administratifs» pour que l'autorisation de réutiliser des eaux usées devienne «automatique si les standards globaux sont respectés» et se donne pour objectif, d'ici à 2035, de «récupérer 1000 milliards de litres d'eau, l'équivalent de 400 000 piscines olympiques». Des propos, cet été, qui ont réveillé Marine Le Pen et ravivé sa querelle numérique avec Jean-Luc Mélenchon.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d'Emmanuel Macron semble découvrir un scandale qui affecte la vie au quotidien des Français et particulièrement de nos compatriotes d'autre-mer qui font face à des problématiques multiples: défaillance, voire absence de réseaux d'adduction d'eau potable, vétusté des infrastructures ou encore eau contaminée», a déclaré la candidat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sur X.
De son côté, le leader de La France insoumise, qui porte le sujet de l'eau dans son discours depuis quinze ans, l'a appelé à se pencher sur son «idée d'écorégion». Lors d'une allocation devant la presse, début juillet, Mélenchon appelait à remplacer les treize régions par autant d'«écorégions» basées sur les bassins hydrographiques. «Les bassins versants fournissent un modèle de base pour cette organisation, avait-il détaillé. Les écorégions seront la première ligne d'alerte, de mise en œuvre et de propositions de la planification écologique. [...] Elles seront responsables de la qualité de la terre, [...] des questions qui touchent à la qualité de l'air et de la gestion des forêts.»
LE DESSALEMENT DE L'EAU DE MER
Gabriel Attal ne compte pas «laisser ce sujet» de l'eau «à la gauche et l'extrême gauche» car, selon lui, «ils veulent en faire un objet de décroissance et d'idéologie». «Je veux en faire un outil de progrès et d'écologie», a-t-il insisté. Des «propositions intéressantes», lui a répondu la minist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Monique Barbat, le 16 août, dans Libération. Elle mettait tout de même en garde ceux qui n'ont qu'une «approche technologique de la question environnementale». Au sein de son ministère, on se montre en revanche intéressé par le dessalement de l'eau de mer. «Il faut commencer à poser les termes du problème, explique-t-on. Réfléchir aux technologies, à quel type de dessalement, pour quelles situations.» Construire de nouvelles usines en bord de mer? De quoi ouvrir un autre front avec les écolos dans cette bataille de l'e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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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Aux Sables-d'Olonne (Vendée), le 7 août. La zone de transition végétalisée permet la reminéralisation de l'eau.
L'usine d'affinage des eaux usées, au cœur du projet
Suite de la page 3 locale, seule 6% de l'eau potable est issue des nappes souterraines et 94% provient des eaux de surface : elle est captée dans les rivières et stockée dans 13 barrages, des réserves particulièrement vulnérables en période de sécheresse.
Cet été, les tensions, destinées à s'aggraver à l'avenir, sont déjà palpables. Depuis le 10 juillet, la Vendée est placée en « alerte renforcée » pour l'eau potable. Une situation d'autant plus préoccupante que la population explose en été sur son littoral – selon l'Insee, le département est champion de France du camping, avec 310 établissements. « Les pics de consommation d'eau peuvent atteindre plus de 200 000 m² certains jours en juillet et août contre 120 000 m² en moyenne durant l'hiver », explique Elisabeth Macé.
UNE CASCADE DE FILTRATIONS
Comment fonctionne précisément le programme Jourdain ? Avant de redevenir consommables, les eaux usées suivent un parcours long et méticuleux. À la sortie de la station d'épuration des Sables-d'Olonne, une partie des eaux usées traitées – 150 m² par heure, le reste étant rejeté dans l'océan – est acheminée vers l'usine d'affinage. Là, elles subissent une cascade de filtrations destinées à éliminer résidus de médicaments, pesticides et bactéries. « Nous sommes sur le littoral, nous devons donc aussi désaliniser l'eau », ajoute Elisabeth Macé.
Elle désigne un long réservoir blanc sous pression nommé « Barrel », capable de filtrer l'eau à travers des pores minuscules, 2 millions de fois plus fins qu'un cheveu. « En fin de processus, l'eau est rejetée dans la retenue naturelle du Jaunay, avant d'être reprise par l'usine de potabili-
sation attenante, explicite-t-elle. L'idée, c'est de préserver les poissons d'eau douce de cette retenue. On ne veut pas d'impact négatif sur le milieu. » Après son passage dans l'usine d'affinage, l'eau est si pure (il lui manque notamment des minéraux) qu'elle représente un risque pour les milieux aquatiques en cas de rejet direct dans la nature.
Le syndicat mixte a alors imaginé une zone de transition végétalisée (ZTV), pensée pour « recréer le cycle biologique de l'eau », précise Elisabeth Macé. Pour la trouver, il faut s'enfoncer dans le bocage vendéen, à 25 kilomètres des Sables-d'Olonne, au milieu d'une végétation rousse par la sécheresse. Le trajet dure une trentaine de minutes en voiture mais le liquide, lui, met environ quarante-huit heures pour parcourir la même distance à travers les canalisations – une durée que les équipes du projet entendent réduire avec la mise en service complète des installations prévue en 2028.
Une fois dans cette zone végétalisée, un parcours d'une journée entière attend l'eau pour qu'elle se réoxygen et se reménérise, avant d'être déversée dans le lac du Jaunay. Le liquide arrive dans deux bassins de 1 000 m² recouverts de calcite, minéral riche en calcium et magnésium. La pente naturelle du terrain permet une circulation dans différents bassins, notamment trois noues artificielles, des petits fossés où l'eau entre en contact avec les roches et les racines, provoquant des échanges de minéraux.
Le bruit des grenouilles qui plongent à travers les nénuphars accompagne la visite du site, des sauterelles sautent entre les jambes dans les herbes sèches du chemin. Mais sur les abords des bassins, la présence d'une bâche plastique mal recouverte par les pierres trahit l'artifcia-
lité de la zone de transition végétalisée. Le sujet est épineux : sollicitée en 2024 pour émettre un avis sur le projet Jourdain, l'Agence nationale de sécurité sanitaire de l'alimenta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du travail (Anses) s'était « inquiétée » des quantités de ces bâches pour étanchéifier la zone, « dans un contexte de pollution croissante de nos environnements par les plastiques ». « Ces recommandations sont légitimes, mais l'eau n'est pas en contact avec la bâche, elle est recouverte par des pierres, soutient la chargée de mission. D'autant qu'une fuite d'eau pourrait mettre à mal nos résultats scientifiques. »
« DES RÉSULTATS PAS SIMPLES À ANALYSER »
Conscient des risques de détérioration du milieu naturel, Vendée Eau assure réaliser des analyses à chaque étape du cycle. Un programme qui coûte 300 000 euros par an. Pour évaluer les conséquences sur les écosystèmes et la pertinence des choix opérés durant la phase d'expérimentation, le syndicat s'appuie sur un comité de scientifiques et d'experts (Cose). Pour l'heure, aucun signal préoccupant n'a été relevé, mais « les résultats ne sont pas simples à analyser, puisque les milieux naturels sont complexes », admet son président, Etienne Paul, également enseignant-chercheur à l'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de Toulouse.
Au départ, le programme Jourdain a suscité des inquiétudes dans la région. Dans le village de la Baudrière, au bord du lac de Jaunay, le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 pêche, Pierre-Marie Ferré, se rappelle avoir été « très inquiet, notamment pour les poissons et la qualité de l'eau ». Après avoir assisté à plusieurs réunions depuis trois ans, il se dit « très
confiant ». Installé à une table de pique-nique, près d'un passage prisé des touristes à vélos, il raconte avoir déjà observé de premiers changements sur la qualité de la retenue du Jaunay, notamment grâce au nouvel apport d'eau qui réduit la stagnation du lac et limite l'excès de nutriments. « Cela fait bien longtemps que nous n'avons pas eu de cyanobactéries (présentant un risque pour la santé des humains et des animaux, ndlr), alors que l'on vit un été très chaud qui devrait favoriser leur prolifération. » Elisabeth Macé dresse le même constat, même s'il est encore trop tôt pour établir un lien de causalité entre le projet et l'absence de ces bactéries.
« Le programme ne peut faire que du bien à la retenue, veut croire le pêcheur, qui connaît le lieu depuis l'enfance, bien avant la création du barrage en 1977. Le lac est en mauvais état, il est même interdit de s'y baigner. » Six campings bordent ses rives et, à 2 kilomètres, se situe une carrière de sable et de gravier, dont les rejets acides dans le ruisseau de l'Edmondière, affluent de la retenue, ont été officiellement constatés il y a deux ans.
Certains sont moins rassurés que Pierre-Marie Ferré. C'est le cas de Rémi Lombard-Latune, membre du
Cose et ingénieur de recherche à l'Insee, qui estime que le projet vise surtout à « maintenir l'activité humaine, plutôt que de vraiment aider le milieu ». Ce dernier questionne la pertinence du processus de traitement qui n'aurait « pas de sens », selon lui, car « l'eau est déminéralisée pour ensuite être reménéralisée à cause de son trop-plein de pureté ».
« PAS UNE SOLUTION MIRACLE »
Sans oublier la consommation électrique, trois à quatre fois supérieure à une usine classique de potabilisation de l'eau. L'ingénieur s'interroge aussi sur le coût financier du dispositif qui est important : le liquide sortant de l'unité d'affinage, puis remis dans le circuit potable, coûte 2,20 euros par m², soit 1,35 euro de plus que celle issue de l'usine de potabilisation de Jaunay. Le montant du programme s'élève à 24,8 millions d'euros, financé pour moitié par l'abonnement des usagers de Vendée Eau.
Jourdain est suivi de près par les « territoires littoraux comme la Corse, Saint-Malo ou les outre-mer », assure le président de Vendée Eau. L'idée, pour le syndicat, est de démontrer que le processus est duplicable. Toutefois, si la Reut fait partie des solutions pour faire face à la raréfaction de l'eau potable, elle ne pourra pas pallier toutes les tensions sur la ressource, rappelle Régis Taisne, chef du département cycle de l'eau à la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collectivités concédantes et régies. « Ce n'est pas une solution miracle, conclut-il. Cela ne va pas permettre de s'abstenir de faire des efforts pour économiser l'eau. »
CHARLY BLANCHOT (aux Sables-d'Olonne)
Photos MAYLIS ROLLAND, HANS LUCAS
Le projet vise surtout à « maintenir l'activité humaine, plutôt que de vraiment aider le milieu »
Rémi Lombard-Latune ingénieur de recherche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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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dain», unique en France.
Un technicien de Veolia analyse des prélèvements d'eau en laboratoire.
«La sobriété et la répartition équitable de l'eau sont le seul chemin»
L'hydroclimatologue Florence Habets estime que les solutions technologiques pour lutter contre la sécheresse ne feront qu'augmenter la consommation d'eau. Elle insiste sur la nécessité de retrouver des sols en bonne santé.
Alimentée par un déficit de pluie historique et plusieurs vagues de chaleur, la sécheresse frappe tout l'Hexagone à un niveau jamais observé, pointait Météo France le 18 août. Les coupures d'eau touchent près d'une certaine de communes, tandis que les rendements agricoles chutent. Face à une situation inédite, les tensions autour de l'or bleu s'amplifient, menant à des conflits d'usage. Florence Habets, hydroclimatologue, directrice de recherche au CNRS et professeure rattachée au Laboratoire de géologie de 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 appelle à une profonde refondation démocratique de la gestion de l'eau, fustigeant la fuite en avant technologique.
Quel regard portez-vous sur la gestion de l'eau actuelle? La situation est alarmante. Nous assistons à une destruction de la politique de l'eau gérée comme un bien commun, construite dans nos lois depuis 1964. Celle-ci associait l'ensemble des acteurs – citoyens, monde économique, représentants agricoles et défenseurs de la nature, qui ont tous besoin d'une eau de qualité – afin de résoudre collectivement les conflits d'usage. Avec la loi d'urgence agricole – promulguée le 18 août, qui contient notamment l'objectif de doubler le stockage d'eau agricole d'ici à 2035 –, ce modèle est démantelé.
Vous récusez l'expression «guerre de l'eau». Pourquoi?
Par définition, l'eau suscite des conflits d'usage, car c'est un bien commun indispensable à toute forme de vie. Mais parler de «guerre», c'est l'îver un affrontement entre des camps opposés qui ne se parlent plus. Ce vocabulaire est commode pour ceux qui refusent la concertation. Sous la pression d'un syndicat hégémonique, la FNSEA, le gouvernement donne la priorité à une agriculture intensive – qui a recours à l'irrigation massive et aux pesticides –, au motif fallacieux de la «souveraineté alimentaire». Cette forme d'agriculture a des impacts forts sur les milieux et sur l'eau, en quantité et en qualité. Elle nuit aussi à d'autres pratiques, comme l'agroécologie, plus résiliente face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Candidat LR à la présidentielle, Bruno Retailleau propose de déclarer «projets d'intérêt public majeur» les retenues de substitution, notamment les «mégabassines». Qu'en pensez-vous?
C'est une proposition dangereuse. Cela donnerait le droit de détruire des zones humides, pourtant essentielles et déjà bien abîmées. On privilégie une politique de l'offre au profit de certains, sans se questionner sur les usages prioritaires, qui doivent être définis au terme d'un débat de société. Surtout, l'eau s'évapore des retenues. On connaît mal ces flux, mais ils sont certainement non négligeables. Nous estimons que sur la bassine de Sainte-Soline, dans les Deux-Sèvres, les pertes quotidiennes, en été, correspondent aux prélèvements en eau, chaque jour, de 3 000 personnes (sur la base de 150 litres prélevés par personne et par jour, dans le cadre d'un usage domestique, ndlr). Ces don-
nées sont cohérentes avec les observations que nous menons sur une bassine voisine, avec le Syndicat mixte Sèvre Vendée Aultres. Ces pertes par évaporation dépendent, entre autres, du climat et de la profondeur de la retenue. Si on extrapole nos données provisoires, l'évaporation des plans d'eau en France, en été, équivaut au prélèvement en eau potable de tout le pays sur la même période. C'est comme avec la clim, qui rafraîchit localement mais réchauffe globalement. Les retenues de surface fournissent ponctuellement de l'eau à un exploitant, mais en font perdre au territoire, au moment où l'on en a le plus besoin. Bruno Retailleau et Gabriel Attal (candidat Renaissance) misent aussi sur la réutilisation des eaux usées traitées (Reut), peu développée en France. Est-ce pertinent?
Généraliser la Reut est une fausse bonne idée qui évite de remettre en question notre consommation. Il serait plus bénéfique de réduire les eaux usées, par exemple en développant la séparation des urines à la source. Cela permettrait de récupérer l'azote et le phosphore pour en faire des engrais naturels, sans polluer l'eau et sans traitement énergivore. La Reut postule que «l'eau qui va à la mer est perdue». C'est ignorer que cette eau douce est essentielle aux mers déjà en surchauffe et apporte des nutriments indispensables à la vie marine. Et la Reut utilise des technologies de filtration très coûteuses avec des membranes synthétiques qui génèrent des polluants.
Et la désalination de l'eau de mer? C'est une technologie parfois nécessaire, notamment en milieu insulaire. Mais elle est très énergivore et génère des polluants, comme la saumure, ce concentré de sel extrait de l'eau.
Gabriel Attal évoque la réparation des fuites d'eau des réseaux de distribution... C'est nécessaire car des communes peuvent
atteindre 50 % de pertes. Il est indispensable d'investir pour réparer ces réseaux. Mais c'est un travail de Sisyphe : on lutte contre les fuites en remplaçant les tuyaux et, en même temps, la politique d'interconnexion des réseaux – pour parer aux coupures d'eau locales dues à la dégradation de la qualité de l'eau, par exemple –, multiplie les kilomètres de canalisations. De quoi augmenter les risques de fuites futures.
Vous insistez sur le rôle essentiel des sols en bonne santé. Pourquoi?
Un sol en bonne santé, riche en matière organique, est comme un grand verre capable de mieux contenir la pluie, qui sera disponible pour la végétation ou s'infiltrera pour recharger les nappes phréatiques. Les sols imperméables, artificialisés – villes et routes – sont bien sûr les pires. Les labours profonds et les remercions des sols agricoles leur ont fait perdre leur potentiel. Comme si on avait réduit la taille du verre. Dans certaines zones, dès qu'il pleut beaucoup, le sol sature vite, l'eau ruisselle en surface, emportant la couche la plus riche et provoquant des inondations. Reconquérir des sols vivants et désimperméabiliser nos villes sont des objectifs essentiels.
Doit-on tendre vers plus de sobriété, une notion souvent perçue comme punitive? Avant de parler de sobriété, qui s'impose en période de crise, il faut commencer par arrêter les excès. Notre société repose sur des aberrations qui n'apportent aucune qualité de vie, comme la fast fashion ou le streaming (de grandes quantités d'eau sont nécessaires pour les data centers). Redéfinir collectivement ce qu'est une vie de bonne qualité, axée sur les besoins réels, est un débat de société urgent. Il est temps de sortir de l'illusion de la politique de l'offre, uniquement possible quand l'eau est abondante. Continuer à laisser penser que l'eau sera disponible grâce à des technologies coûteuses conduira à augmenter la consommation et notre dépendance. Travailler sur la demande, la sobriété et la répartition équitable de l'eau est le seul chemin pour laisser un monde vivable aux générations futures.
Recueilli par ELÉONORE DISD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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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E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ALGÉRIE Face à la répression, la grande fuite des Kabyles
Le régime algérien étouffe avec violence toute manifestation de l'identité kabyle, qu'elle perçoit comme une menace. «Libération» a retrouvé plusieurs anciens détenus et réfugiés, contraints de fuir le pays clandestinement face à la pression des autorités.
Par ANTOINE GALINDO
Envoyé spécial à Casablanca (Maroc), Montercau-Fault-Yonne (Seine-et-Marne) et Saint-Lô (Manche)
Soufiane Zerkak et Nourredine Matoub sont deux fantômes dans Casablanca. Leur piaule se situe au dernier étage d'un immeuble de Sidi Bernoussi, en grande banlieue de la métropole marocaine. Deux matelas posés sur une carpette, séparés par une table basse encombrée. Une pile de vêtements. Un petit réfrigérateur et une bonbonne de butane pour faire bouillir de l'eau. Voilà les seuls biens que possèdent ces deux réfugiés kabyles algériens. Les sanitaires sont partagés avec un voisin de palier qui ne leur parle pas. «Ici on est discret tu sais. On ne se fait pas remarquer.» Personne n'attend Soufiane et Nourredine. Ils vivent la nuit et dorment le jour. Le temps les traverse, en attendant d'être relocalisés par le Haut-Commissariat aux réfugiés de l'ONU (UNHCR). «En 2017, je suis devenu un militant du Mouvement pour l'autodétermination de la Kabylie», commence Soufiane, en mâchouillant sa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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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 Cette région montagneuse du nord-est de l'Algérie est le berceau d'un fort particularisme emprunt de laïcité. On y parle une langue berbère. Sous son maillot de foot de l'Olympique d'Akbou – un club local – Soufiane dissimule une croix catholique. «En Kabylie, on persécute les chrétiens, explique-t-il. Au Maroc, je préfère aussi ne pas la montrer, pour ne pas m'attirer d'ennuis.»
Le Mouvement pour l'autodétermination de la Kabylie (MAK) naît en 2001, sous l'impulsion de l'ancien chanteur Ferhat Mehenni. Nous sommes alors au lendemain d'un mouvement de révolte populaire dans la région, le «printemps noir», durement réprimé par le régime de l'ancien président algérien Abdelaziz Bouteflika. Au cours de sa première décennie d'existence, le mouvement se structure dans les milieux estudiantins de Kabylie, puis parmi la diaspora en France. C'est d'ailleurs depuis l'Hexagone que Ferhat Mehenni proclame en 2010 un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en exil de la région. D'abord partisan de l'autonomie, le MAK bifurque en 2012 vers la lutte pour l'autodétermination, avant de réclamer l'indépendance, à partir de 2017. Il est alors devenu une puissante force d'opposition en Algérie. Au point d'être l'un des moteurs du mouvement du Hirak, qui provoque en 2019 la chute de Bouteflika. En décembre 2025, toujours depuis Paris, il finit par autoproclamer l'indépendance de la Kabylie.
«J'ai erré et dormi sous une tente»
Bien qu'il ait toujours revendiqué des moyens d'action pacifiques, le gouvernement algérien classe en 2021 le MAK comme organisation terroriste. Le régime d'Abdelmadjid Tebboune, qui a succédé à Abdelaziz Bouteflika en 2019, traque alors sans relâche tous les signes d'appartenance à l'identité kabyle, qu'il considère comme de potentielles menaces à l'unité du pays. Le pouvoir algérien accuse notamment le mouvement indépendantiste d'être financé et soutenu par Israël et le Maroc, deux ennemis historiques d'Alger. Des accusations que nient les cadres du MAK interrogés par Libération. Contactés, l'ambassade et le consulat d'Algérie à Paris n'ont pas donné suite à nos sollicitations. «A partir de 2021, le harcèlement des forces de sécurité est devenu intense, raconte Soufiane. On m'a arrêté plusieurs fois, on m'a placé sous contrôle judiciaire, et on m'a interdit de quitter le territoire. En 2022, j'ai décidé de fuir, ce n'était plus possible pour moi de rester.» C'est dans cette même région que le journaliste français Christophe Gleizes – toujours détenu par les autorités algériennes – a été arrêté, alors qu'il enquêtait sur le club de la Jeunesse sportive de Kabylie. Les militants du MAK ne sont pas les seules cibles d'Alger : toute sus-
La Kabylie est tatouée sur le bras de Soufiane et Noureddine arbore le symbole du berbérisme autour du cou. PHOTO MAROUANE BESSEM
picion de proximité, toute manifestation de sympathie envers le mouvement, peut valoir un aller simple pour la prison de Tizi Ouzou, la capitale régionale. «Je n'ai jamais été encarté au MAK», se défend de son côté Noureddine. Comme son acolyte, il revendique sans détour son identité kabyle. «Mais je ne suis pas un militant. Il m'est juste arrivé de reposer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des messages qui déplaisent au gouvernement algérien. En août 2023, la gendarmerie est venue fouiller chez moi, elle cherchait des preuves d'appartenance au MAK. C'est mon fils qui leur a ouvert, je n'étais pas là. Ils n'ont rien trouvé, mais ils ont laissé une convocation.»
Pris de panique, Noureddine choisit de fuir, et de laisser sa famille derrière lui. Comme l'a fait Soufiane, son colocataire de fortune, un an avant lui. Tous deux sont d'abord passés par la Tunisie voisine. Noureddine a même poussé jusqu'en Libye. Là-bas, il échappe de peu à un réseau de trafiquants d'êtres humains. «Un mois de souffrance, lâche-t-il. J'ai dépensé tout mon argent, puis j'ai erré et dormi sous une tente au bord de la mer.» Un ami de la diaspora kabyle lui paie finalement un billet d'avion pour le Maroc, où il atterrit fin septembre 2023, avec un visa touristique. Le royaume chérifien tolère les réfugiés et opposants au régime algérien, voisin et rival historique. A Casablanca pourtant, Noureddine et Soufiane s'intègrent difficilement. Ils ne travaillent pas. «J'ai fait quelques petits boulots de maçonnerie au début», explique le premier. «Mais pour trouver du travail, il faut entretenir des relations avec les locaux», complète le second. Les
quelques signes berbères tatoués en alphabet tamazight sur les avant-bras de Soufiane trahissent d'autant plus facilement son appartenance que le Maroc compte lui-même 15 à 20 millions de Berbères. Les deux hommes se sont rencontrés par hasard, grâce au réseau d'entraide qui leur envoie de l'argent. Ils attendent aujourd'hui que l'UNHCR leur propose d'émigrer ailleurs. «On connaît un Kabyle qui a pu partir au Canada, depuis le Maroc, il y a deux semaines. Mais c'est parce qu'un membre de sa famille était malade là-bas.» En attendant, ils reçoivent quelques dizaines d'euros par-ci, 100 euros par-là. De la part du même réseau, pour payer le loyer et les dépenses courantes.
Cet argent, c'est Augustin Slim qui l'envoie. Depuis Monterey-Fault-Yonne, une commune de Seine-et-Marne, à la confluence de l'Yonne et de la Seine. Il est le président du Collectif de soutien aux détenus
«Une fois sortis de prison, les anciens détenus sont contraints de signer un papier de renonciation au MAK, même s'ils n'en ont jamais fait partie.»
Augustin Slim président du Collectif de soutien aux détenus d'opinion kabyles
d'opinion kabyles (CSDO). En Ile-de-France, ce réseau revendique quelques centaines d'adhérents, et des milliers de sympathisants. «A titre personnel, je suis membre du MAK depuis 2016, mais le CSDO n'est pas réservé au seul mouvement, il est pour tous les Kabyles», détaille le bistrotier derrière son zinc. Il arbore une croix chrétienne bien visible par-dessus son tee-shirt.
Très implantée depuis la fin des années 50, la diaspora kabyle compte de nombreux tenanciers de bistrots, restaurants et hôtels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Depuis son bar, à l'entrée duquel flotte un drapeau berbère, Augustin Slim coordonne la solidarité et l'envoi d'argent aux Kabyles en fuite. «Tous les mois, je distribue entre 6 000 et 10 000 euros à environ 200 personnes à travers le monde. Cet argent est principalement issu de dons de la diaspora.» Lui est arrivé en France en 2001, après le «printemps noir». Son père était déjà établi dans l'Hexagone, et il n'a pas eu de difficulté à se faire un trou dans l'hôtellerie, puis à s'acheter son propre bar. Comme beaucoup d'exilés, une partie de sa famille demeure au pays, où il n'a pas pu se rendre depuis 2018. Il a assisté aux funérailles de son père et au mariage d'une de ses filles sur WhatsApp. «Le régime algérien emprisonne à tour de bras et procède toujours de la même manière. Une fois sortis de prison, les anciens détenus sont contraints de signer un papier de renonciation au MAK, même s'ils n'en ont jamais fait partie. On leur impose de faire des vidéos et on leur confisque leur passeport. Ensuite ils vivent sous surveillance, avec le risque d'être remis en prison.»
Sofiane Mohdeb en sait quelque chose. Nous rencontrons ce Kabyle de 43 ans, arrivé en France début juillet, derrière les rideaux fermés d'un hôtel parisien où une de ses connaissances l'héberge. Le temps de retomber sur ses pattes et de faire sa demande d'asile, qui marquera, il l'espère, la fin d'un cabraire de cinq années au cours desquelles il aura effectué vingt-huit mois de prison, perdu son entreprise et traversé clandestinement la Méditerranée. En laissant lui aussi sa famille derrière lui.
Malgré son épuisement, il souhaite tout raconter. «J'ai toujours été partisan d'une Algérie plurielle, de la régionalisation. J'ai toujours combattu la dictature et l'islamisme politique. Je porte les valeurs de la laïcité et du progrès, et j'ai été persécuté et emprisonné en raison de ces prises de position, prévient immédiatement ce colosse à la voix cassée. Je ne suis pas un membre du MAK, mais on m'a accusé de l'être, pour justifier mon incarcération. Initialement, je suis un sympathisant du Rassemblement pour la culture et la démocratie (RCD), dont Ferhat Mehenni est parti en 1995, avant de créer le MAK en 2001.»
«Mon dossier était déjà ficelé»
Mise au point faite, Sofiane Mohdeb entame son récit avec un rare souci du détail. De son activité de rappeur, dans ses jeunes années, à ses études en économie, en passant par son entreprise de BTP et son engagement pol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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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E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En sortant de prison, j'ai tout perdu», explique Sofiane Mohdeb. PHOTO CYRIL ZANNETTACCI
Suite de la page 7 que local, tout y passe. C'est en 2017, pendant la campagne du RCD pour la mairie de Bouzeguène, son village natal, qu'il effectue ses premiers live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Tout s'accélère pendant le Hirak, durant lequel il gagne en notoriété, sous le pseudonyme de Sofiane Othentik – un blase hérité de son groupe de rap. «J'étais de toutes les marches. Je faisais partie de la mouvance progressiste.» Sa page Facebook – qu'il sera contraint de fermer et de recréer plusieurs fois – devient l'une des caisses de résonance du mouvement. Elle compte aujourd'hui plus d'un demi-million de followers. A mesure que le Hirak prend de l'ampleur, il observe les autorités s'en prendre de plus en plus régulièrement aux manifestations d'appartenance kabyle. «J'abordais tous ces sujets sans tabou dans mes mot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dit l'ex-rappeur, qui dé-
défend parfois le MAK. Au nom de la pluralité et 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En 2021, il dénonce vertement la décision d'Alger de classer le mouvement parmi les organisations terroristes. Il n'en faut pas plus aux autorités pour mettre une cible dans son dos. Sofiane est arrêté le 12 juillet 2021, parmi une soixantaine d'autres manifestants, lors d'un rassemblement à Tizi Ouzou en soutien à six militants jugés ce jour-là. Alors que la majorité des personnes interpellées sont relâchées le soir même, lui est maintenu en détention. Il ne retrouvera sa liberté que plus de deux ans plus tard. «Mon dossier était déjà ficelé.» Après 48 heures de garde à vue, il est présenté à un juge et inculpé pour «attroupement non armé» et «partage de photos pouvant porter atteinte à l'unité nationale». Il écope de six mois de prison avec sursis, mais n'est pas remis en liberté. «A la place, on m'a emmené
à nouveau à la gendarmerie, où j'ai subi un interrogatoire de nuit. Le chef était acharné, il me promettait que je ne reverrai pas la lumière pour le restant de mes jours.» Le lendemain, dix nouveaux chefs d'inculpation viennent s'ajouter aux précédents, dont «atteinte à la religion», «appartenance à un groupe armé» et «apologie du terrorisme». On l'accuse aussi d'être un membre fondateur du MAK.
Lieux de détention surpeuplés
Sofiane est placé sous mandat de dépôt et envoyé à la prison de Tizi Ouzou. «Le juge qui a prononcé la décision m'a dit: 'Je n'ai pas de problème personnel avec vous'. Une manière de me faire comprendre que ce qu'il faisait le dépassait, et que
l'ordre venait d'en haut.» Après une détention de vingt-deux mois, il est condamné en première instance à trois ans de prison. Une peine réduite à deux ans en appel. Il est libéré en octobre 2023, à l'issue de ce second jugement, après avoir effectué plus de la moitié de sa peine dans la prison de Koléa, près d'Alger. C'est là qu'est actuellement détenu Christophe Gleizes.
Sofiane effectue sa première année de détention dans la prison de Tizi Ouzou. A l'époque, le pays traverse douloureusement la pandémie de Covid. Le gouvernement de Tebboune se sert alors de la crise sanitaire pour remettre le couvercle sur le mouvement du Hirak, et les lieux de détention sont surpeuplés. «Nous étions censés être placés en quarantaine, mais comme la prison était pleine, ils m'ont mis au cachot à la place. Pendant seize jours.» Ce délai passé, on le case avec des militants accusés d'appartenir au MAK. «Lorsque je suis arrivé, ils étaient six dans une toute petite cellule. C'était l'été, il faisait une chaleur à crever, ils étaient obligés de dormir sur le sol. Il y avait un diabétique et un vieux parmi eux. Ce n'était pas décent.»
Cinq d'entre eux sont rapidement transférés à Alger, alors que Sofiane reste à Tizi Ouzou avec le sixième, El Hadi. Leur cohabitation dure plusieurs mois. Leur vie en prison s'articule au rythme des «fouilles humiliantes», de la chaleur estivale, des pannes de chaudière durant l'hiver, et des irritants administratifs. «A Koléa, comme j'écrivais mes lettres en kabyle, elles étaient parfois censurées, très peu sont arrivées à leur destinataire.» A l'inverse, l'argent envoyé par leurs proches est souvent renvoyé à l'expéditeur, quand il ne se perd pas en chemin. «Moi, j'ai réussi un peu à m'évader grâce à la lecture, le sport et les études. Mais mon codétenu, El Hadi, a eu beaucoup de mal à supporter l'isolement et l'enfermement. Il était jeune. Ils ont fini par le transférer à Alger quelques mois avant moi, et il a été libéré en 2022. Il a fui et traversé la Méditerranée clandestinement. Il est en France maintenant.»
El Hadi vit aujourd'hui à Saint-Lô, dans la Manche, où il accepte de nous rencontrer. Le récit du trentenaire ressemble à celui des autres. Avec ce même point de bascule pendant le Hirak en 2019, puis la classification du MAK comme mouvement terroriste en 2021. En détention, son appartenance affichée au MAK lui a valu un traitement particulier. «Ils m'ont battu devant ma mère, au moment de mon interpellation en pleine nuit. Puis au commissariat, j'ai été défiguré, torturé.» Cinq ans après, le jeune homme ne porte pas de stigmate physique apparent, mais ce calvaire hante ses nuits. «Raconter la prison, c'est trop dur, je suis désolé, ça me fait revivre tout ça. Je fais déjà ça chez la psy, et ça ne m'aide pas à grand chose», s'excuse-t-il, le regard vide. A sa sortie de détention, ses proches n'osent plus lui parler, terrorisés à l'idée d'être vus avec un an-
«Ils m'ont battu devant ma mère, au moment de mon interpellation en pleine nuit. Puis au commissariat, j'ai été défiguré, torturé.»
El Hadi membre du MAK
ci en prisonnier politique. Il poursuit malgré tout son activism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lors recommence le harcèlement des forces de l'ordre. Apeuré à l'idée de retourner derrière les barreaux, il se décide à quitter le pays en 2024. L'été de cette même année, il obtient l'asile, et travaille depuis peu comme plombier chauffagiste. «Ça ne m'aurait pas déplu de venir vivre et travailler en France, mais pas de cette manière.» Il n'a pas revu sa mère depuis sa fuite, et essaie désespérément d'organiser une rencontre dans un pays tiers.
«La police espagnole nous attendait»
«Moi aussi, en sortant de prison, j'ai tout perdu», se souvient Sofiane Mohdeb. Passé l'euphorie et l'élan de solidarité à sa libération, l'atmosphère devient vite irrespirable. «J'ai commencé à recevoir des appels anonymes. Puis, un jour, des agents des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m'ont approché de manière informelle pour m'intimider, et me pousser à signer un document de repentance. Je ne voulais pas signer, car ce document impliquait de reconnaître une forme de culpabilité, et une appartenance au MAK.» Sentant l'étau se resserrer, il franchit à son tour la Méditerranée, selon un itinéraire qu'il ne souhaite pas révéler. Le passage coûte en moyenne entre 7 000 et 8 000 euros, et la traversée jusqu'à la côte espagnole varie de deux à cinq heures. «Lorsqu'on a débarqué, la police espagnole nous attendait, précise Sofiane. Ils nous ont relâchés après avoir émis un ordre de quitter le territoire.» C'est grâce à un réseau d'entraide qu'il parvient malgré tout à rallier Paris, début juillet. Désormais, il patiente, afin de voir aboutir sa demande d'asile. Mais l'attente est longue. Sur la table de la terrasse où nous le rencontrons, Sofiane épluche une pile de papiers: les lettres, les certificats, les preuves documentant son parcours et son récit. «Regarde, du temps où j'avais mon entreprise, j'étais venu en France plusieurs fois déjà, commente l'ancien rappeur en brandissant des photos de visas. C'est terrible d'en arriver là. Moi, j'ai toujours été en règle.»
HORS-SÉRIE P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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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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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RANCE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Par SÉVERINE CAZES
Eté 2022. La France manque d'eau. Pour raconter cette sécheresse inédite (toute ressemblance avec l'été 2026...) le journaliste Alexandre Duyck se rend à Vittel (Vosges, voir ci-contre), connue pour son «or bleu», son eau minérale et le thermalisme. «C'était cramé, les sols étaient craquelés par la sécheresse. Quand la préfecture prend un arrêté de restriction des usages de l'eau en août, je remarque que le seul endroit où le pompage reste autorisé, ce sont les puits de Nestlé Waters pour ses marques Vittel, Contrex et Hépar», se souvient le reporter indépendant qui collabore avec le Monde, M, le magazine du Monde, le Temps, etc. Pourquoi cette dérogation alors que les nappes phréatiques dépérissent ? Voilà le point de départ de cette plongée dans l'arrière-boutique du numéro 1 mondial de l'agroalimentaire, où l'on découvre un culte du silence et un pouvoir d'influence insoupçonnés.
Après trois ans de documentation, d'entretiens avec une cinquantaine de salariés anonymes, une lanceuse d'alerte, des politiques, des nutritionnistes,... ainsi qu'un reportage glaçant sur les conditions de travail des ouvriers agricoles chez les fournisseurs d'huile de palme de Nestlé en Indonésie, Alexandre Duyck a bouclé un livre intitulé la Face cachée de l'empire Nestlé (éditions Nouveau Monde), en librairie le 26 août. Relancé, le groupe suisse a aussi répondu. Résultat : une enquête passionnante mais gare aux maux d'estomac. Car bien malin celui qui, en remplissant ses placards, peut échapper à la multinationale aux quelque 2000 marques dans le monde.
PEUR DE PARLER
Nescafé, Nesquik, Starbucks At Home, Ricoré, les céréales Chocapic, les confiseries After Eight, les glaces Häagen-Dazs, les aides culinaires Maggi, les barres Nuts, Lion... Sans oublier les produits pour bébés (Guigez), les eaux en bouteille (San Pellegrino, Perrier, Vittel...) ou le pet-food (Purina). Grâce à cet éventail exceptionnel de produits et ses trente marques stars telles KitKat, Purina ou Nespresso, qui réalisent chacune plus d'un milliard d'euros par an, le géant suisse génère près de 100 milliards d'euros de chiffre d'affaires annuel.
Ainsi que l'a écrit Peter Brabeck, son PDG de 1997 à 2008, – celui qui rêvait de faire du jeune banquier d'affaires Emmanuel Macron son futur remplaçant –, «nous devons faire en sorte que, chaque jour, deux milliards de personnes se décident pour un de nos produits». Bref, l'hégémonie de Nestlé dans l'alimentaire n'a aucun équivalent. Mais nul cadre en poste sollicité n'a •••
Décharge de plastique à They-Sous-Montfort (Vosges), le 4 mars. PHOTO MATHIEU CUGNOT
«La Face cachée de l'empire Nestlé», une enquête coupe-faim
Dans son livre, en librairies mercredi, le journaliste Alexandre Duyck fait le récit de trois ans d'investigations sur le numéro un de l'agro-alimentaire qui, confronté à des scandales sanitaires, est passé maître dans l'art du silence.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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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pté de raconter en «on» cette réussite exceptionnelle... et son envers. «Tous les gens sont très bien payés, y compris dans les filiales, y compris les ouvriers. Les cadres supérieurs peuvent bénéficier de primes, de stock-options mirobolantes. En échange, tout le monde obéit, se tait. [...] L'organisation est parfaite pour que tout soit bien calé chez ce que j'appelle 'l'homme ou la femme Nestlé', de l'embauche au départ à la retraite. Eux disent 'la famille'; moi je dis la secte», témoigne anonymement un ancien cadre, remercié mais connaisseur du siège social de Nestlé à Vevey (Suisse). Yasmine Motarjemi, elle, n'a jamais eu peur de parler. Débauchée d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et la santé par Nestlé en 2000 pour devenir la directrice mondiale de la sécurité des aliments du groupe, cette experte reconnue en intoxications alimentaires a fait condamner le groupe en 2023 pour harcèlement moral. L'affaire a fait grand bruit en Suisse. Dès 2002, après des plaintes de parents français et allemands assurant que leurs enfants s'étaient étouffés avec des biscuits pour bébés, elle critique
des «lacunes», des «violations» dans les procédures internes et tente de les réformer, ce qui lui vaut pressions et mise au placard. Comme lors d'autres failles sanitaires, «Nestlé avait décidé d'ignorer le problème, consciemment, affirme l'experte. Ils savent qu'en cas de problème, ils peuvent acheter le silence des victimes, étouffer les médias, influencer les autorités réglementaires et judiciaires et jouir de l'impunité.»
ACCORD FINANCIER
A travers le monde, les scandales sanitaires qui éclaboussent la marque sont nombreux, comme celui des eaux Perrier en France qui embarrasse le groupe depuis 2024. Vendues avec l'appellation «eau minérale naturelle», Nestlé a reconnu leur faire subir des traitements chimiques interdits. De quoi rapporter 3 milliards d'euros en trompant les consommateurs, selon le rapport d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du Sénat publié en mai 2025. Alexandre Duyck retrace aussi l'affaire des pizzas Buition contaminées à la bactérie Escherichia coli. Début 2022, deux enfants décèdent, des dizaines d'autres sont hospitalisés. La présence de cet agent «hautement pathogène» est décidée chez les victimes. Le 18 mars 2022, un million de pizzas surgelées Fralch'Up sont rappelées.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le préfet des Hauts-de-France fait fermer l'usine de Caudry (Nord) d'où proviennent des plats soupçonnés d'être contaminés. En l'absence de procès, les raisons des décès sont encore officiellement indéterminées, mais, en juillet 2022, Nestlé présente ses excuses.
Surtout, début 2023, le groupe a conclu un accord financier secret avec les familles de victimes, en échange de leur silence. Leur avocat, Pierre Debuisson, se faisait fort d'intenter contre Nestlé «la première class action française» et réclamait 250 millions d'euros. «La somme peut paraître très importante mais rappelons que leur chiffre d'affaires annuel approche 100 milliards d'euros», souligne Alexandre Duyck, à qui l'entreprise a répondu: «Chacune des personnes concernées recevra de la part de Nestlé France une proposition indemnitaire, qui fera suite à une évaluation médicale et qui tiendra compte, de manière équitable, de la gravité des préjudices et de chaque situation. Dans le cadre de la procédure pénale, Nestlé France continue à collaborer avec les autorités judiciaires.» Le groupe a en effet été mis en examen en juillet 2024. Mais y aura-t-il un jour un procès? Deux ans après, Nestlé s'est séparé de l'usine de Caudry. Une pratique habituelle, semble-t-il: le géant suisse vient également, en juillet, de céder la moitié de Perrier, Vittel et Hépar à un fonds américain. Payer, s'assurer le silence des victimes et couper la branche par laquelle le scandale est arrivé. ●
«C'est l'un des sols les plus pollués d'Europe»
Dans les Vosges, Nestlé est accusé de laisser à l'abandon des dépotoirs de plastique. Membre du collectif Eau 88, Bernard Schmitt estime que la multinationale ne devrait pas échapper à une obligation de remise en état des sites souillés.
Originaire des Vosges, Bernard Schmitt s'est installé à Vittel, il y a une dizaine d'années, pensant y couler une douce retraite. C'était sans compter la présence de Nestlé et ses agissements dans la région que cet ancien médecin hospitalier a alors découverts. Aujourd'hui président de Vosges Nature Environnement, il a créé avec trois autres associations (Oiseaux Nature, Association de sauvegarde des vallées et de prévention des pollutions et UFC-Que Choisir 88) le collectif Eau 88, dont il est l'un des porte-parole. Ces associations se sont portées partie civile dans l'affaire des décharges de bouteilles plastique abandonnées par Nestlé dont seulement l'une d'entre elles avait été autorisée
par l'Etat. «Marcher sur une décharge au milieu de la forêt, c'est sentir ses pieds qui pénètrent dans un sol mouvant et entendre les craquements du plastique», décrit Bernard Schmitt. Il fait le point sur cette procédure qui trouve son origine dans une autosaisine du parquet de Nancy, en 2021.
Nestlé Waters Supply Est, filiale de Nestlé, a comparu, en mars 2026, devant le tribunal correctionnel de Nancy pour, notamment «gestion irrégulière de déchets par personne morale». Quand la décision de la justice sera-t-elle connue?
Lors du procès de première instance, les quatre avocats de Nestlé ont réussi à faire invalider pour vice de forme les rapports d'analyses établis par l'Office français de la biodiversité (OFB), au motif que les agents du laboratoire Wessling n'avaient pas prêté serment auprès d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de l'OFB et de l'Office central de lutte contre les atteintes à l'environnement et à la santé publique. Seules les études d'une entreprise missionnée par Nestlé et qui ne relèvent aucune pollution liée à ces décharges plastiques ont été retenues. Nous avons donc fait appel et le délibéré de cet appel est attendu le 17 septembre. Nous affirmons toujours que la présence de ces quelque 460 000 tonnes de plastique balancées dans des bois et forêts est extrêmement problématique pour la qualité des eaux de surface, celle des nappes phréatiques et des sols. Selon un chercheur de l'université de Lorient, cela en fait l'un des sols les plus pollués d'Europe. Par ailleurs, le parquet a tout de même
requis contre l'entreprise 750 000 euros d'amende pour l'exploitation illégale des décharges ainsi qu'une obligation de remise en état des sites.
Où se situent ces amas de plastique? Il y a trois décharges majeures. L'une d'entre elles avait été autorisée par l'Etat en 1981. Deux autres sont des décharges sauvages: l'une se situe dans l'usine de Contrexville, qui a été préquisitionnée en mars 2023, l'autre se trouve juste au-dessus de l'hippodrome de Vittel, près du golf, au nord du centre-ville. Au total, cela représente environ 460 000 m² de vieilles bouteilles et des purges en PVC en cours de décomposition.
Qu'attendez-vous de la justice? Le dossier est complexe mais solide. Nous voulons que Nestlé soit condamné à évacuer ses déchets et qu'il paie pour cela, ce serait un minimum. Nous sommes prêts à demander un dépayement [removal vers un autre tribunal, ndlr] de l'affaire et nous avons de bons avocats!
Concernant l'attitude de l'Etat vis-à-vis de l'entreprise, quels sont vos reproches?
Depuis des années que j'observe la manière de faire de Nestlé dans les Vosges, j'ai le sentiment bien réel que l'Etat a confié les clés du camion à cette grande entreprise. Très clairement, il favorise les intérêts de Nestlé par rapport à ceux des citoyens. Imaginez un peu: l'Etat ne dispose que d'un seul piézomètre [petit puits ou tube étroit planté dans le sol] dans la zone. Or, c'est l'instrument qui permet de mesurer la pression et le niveau de l'eau dans une nappe souterraine. Nestlé, lui, en a plusieurs, c'est donc l'entreprise qui informe les autorités de l'Etat des nappes phréatiques. C'est dingue!
Qu'en est-il justement des prélèvements d'eau effectués par Nestlé pour produire ses trois marques d'eaux en bouteille?
Après la grande sécheresse de 2022, la préfecture a réautorisé les prélèvements d'eau de Nestlé au même niveau qu'il y a dix ans. Nestlé pompe 1,5 milliard de litres par an dans les Vosges et, pendant ce temps, les zones humides s'assèchent, des ruisseaux n'ont plus qu'un filet d'eau... Ce n'est plus possible, notamment en raison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la saisonnalité du régime des pluies a changé. Elles tombent de moins en moins en automne ou en hiver, période optimale pour la recharge des nappes, et de plus en plus au printemps et en été, sur une végétation en plein réveil. L'eau n'est pas absorbée par les nappes et part en évaporation. Ces ponctions sont devenues trop élevées par rapport à la capacité des nappes souterraines à se renouveler.
S.Ca.
carnet
DÉCÈS
Paris (75)
Diane Slama, sa compagne, Rachel Duriez et Laurent des Mesnards, Alban Duriez et Thierry Lang, Anne-Gaële Duriez et Olivier de Baecque, ses enfants et gendres, Aram, Aurèle, Louise et Gabriel,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grande tristesse de vous annoncer la mort de
Marc DURIEZ
survenue le mercredi 19 août 2026, au lendemain de ses 82 ans.
Une cérémonie d'adieu se tiendra le lundi 31 août 2026, à 103130, en la salle de la Coupole du crématorium du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71 rue des Rondeaux, Paris 20ème.
Réservations et insertions la veille de 9h à 10h pour une parution le lendemain
Tarifs : 16,30 € TTC la ligne Fushat 10 lignes : 153 € TTC pour une parution 15,30 € TTC la ligne suppl. abonnée et associations : - 10h
Tél. 01 87 39 80 00
Vous pourrez nous faire parvenir nos textes par e-mail : carnet-tilbe@temsedat.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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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PRESSO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L'UNE FTR
L'entarteur belge Noël Godin est mort à 80 ans, après s'être «follement amusé»
L'homme n'aimait rien tant que de balancer de la chantilly sur «les pompeux cornichons», notamment Bernard-Henri Lévy, qui était sa victime favorite, mais aussi Patrick Bruel ou Nicolas Sarkozy. Le plus beau trophée de ce lettré, érudit, anar et cinéphile : le patron de Microsoft, Bill Gates. PHOTO AFP
Le combat sans fin d'Eva Ionesco pour faire cesser la vente de clichés pédopornographiques
La réalisatrice a déposé une nouvelle plainte contre Emmanuel Pierrat, exécuteur testamentaire de sa mère, la photographe Irina Ionesco, qui l'a immortalisée dénudée et dans des poses sexualisées de 2 à 16 ans.
Par WILLY LE DEVIN
Depuis son enfance, la réalisatrice Eva Ionesco a été dépossédée de son image et de sa dignité. Sa mère, la sulfureuse photographe Irina Ionesco, l'a soumise, de ses 2 à ses 16 ans, à de longues séances de poses lascives et dénudées. Ces clichés, difficilement soutenables d'une enfant utilisée à des fins pédopornographiques et mercantiles, continuent d'innover les lots des maisons de vente ou les banques d'images mondialisées. Aujourd'hui âgée de 61 ans, Eva Ionesco fatigue de cette existence saccagée et poursuit une interminable destinée de procédures judiciaires. Le 27 mai, elle a déposé plainte avec constitution de partie civile contre l'avocat Emmanuel Pierrat, qu'elle suspecte de détenir et d'écouler sous le manteau des séries de photos interdites.
Entre eux, le litige est lourd, et se joue à couteaux tirés. L'ex-conseil du Tout-Paris littéraire, jugé par le tribunal correctionnel de Paris en mai pour harcèlement moral, a été désigné exécuteur testamentaire par Irina Ionesco, décédée le 25 juillet 2022. Sept ans plus tôt, par un testament olographe, modifié ensuite par codicille, l'artiste lui a légué «la totalité des négatifs noir et blanc ainsi que les diapositives, et tout autre matériel divulgué ou inédit». Néanmoins, sa fille a bénéficié de deux décisions de justice, relatives au caractère pédopornographique de certaines séries. En outre, Emmanuel Pierrat dispose de «l'ensemble des droits moraux» afférents à son œuvre. Ainsi, le 17 décembre 2012, la 17e chambre civile du tribunal de Paris reconnaissait que l'exploitation, la représentation et la diffusion des clichés d'Eva Ionesco enfant portaient atteinte à son droit à l'image et à la vie privée. Le 27 mai 2015, un arrêt de la cour d'appel de Paris confirmait ce jugement et interdisait à Irina Ionesco «d'exposer, vendre ou diffuser par tous moyens des images d'Eva Ionesco sans le consentement express de celle-ci».
Pierrat dispose-t-il de clichés de ce type ? Et en fait-il un usage commercial ? Contacté par Libération, il n'a répondu à aucune de nos questions à ce sujet. Il a simplement indiqué avoir déposé trois plaintes en diffamation, en raison de publications au vitriol d'Eva Ionesco sur son compte Instagram et de collages réalisés dans l'espace public.
L'HISTOIRE DU JOUR
Enchères. Le 12 janvier 2023, un inventaire des biens d'Irina Ionesco a été dressé à son domicile, ainsi qu'à un box situé au 190, boulevard Haussmann, où était entreposé l'essentiel de ses tirages photo. Un partage a été réalisé, en présence d'officiers notariaux, Eva Ionesco ne pouvant être totalement déshéritée. Mais, selon sa plainte, Pierrat a ensuite «procédé unilatéralement à l'enlèvement de l'ensemble des lots qu'il considérait comme lui étant dévolus (et notamment l'ensemble des tirages, albums photos, fragments de tirages, dessins) en violation totale de l'accord conclu avec Eva Ionesco, qui consistait à écarter de l'inventaire les tirages argentiques la représentant, à caractère pédopornographique non commercialisable».
Eva Ionesco à Paris, en août 2017. PHOTO BORIS ALLIN. HANS LUCAS
En outre, 404 photographies d'elle enfant seraient tombées entre ses mains. La suite est plus confuse. Sommé par Eva Ionesco de fournir la liste des biens en sa possession, Pierrat a répondu par une assignation le 3 mars 2025, afin de se voir délivrer d'autres pièces de l'artiste défunte. Sa fille a évidemment refusé, réclamant une annulation du testament et la destitution de la qualité d'exécuteur testamentaire de l'avocat. Un litige toujours en cours devant la justice civile,
avec de nouvelles échéances à la rentrée. Surtout, Eva Ionesco suspecte Emmanuel Pierrat d'être déjà à l'origine de la mise à sac de l'appartement de sa mère (elle en a fait la constatation en vidéo), dans lequel des éléments auraient été dérobés. Selon elle, aucune trace d'effraction n'a été constatée. Comment est-ce possible ? Un mail, consulté par Libération et émanant du notaire responsable de l'inventaire, explique qu'un seul trousseau de clés était conservé
dans un coffre de l'étude. Depuis, Emmanuel Pierrat a réalisé plusieurs ventes de photos d'Irina Ionesco dans des galeries parisiennes. Il assure ne jamais y avoir écoulé de clichés interdits. Episodiquement, des lots de photos jugées pédopornographiques surgissent sur différents sites spécialisés ou dans les maisons de ventes aux enchères. Le 6 mai, l'étude de commissaire-priseur Pestel-Debord a annoncé la vente aux enchères publiques d'œuvres
problématiques d'Irina Ionesco. Sur le site internet, on pouvait lire : «Une boîte de 21 diapositives de sa fille Eva, plus ou moins dénudée, en poses lascives ou en pied.» Puis, plus loin : «Un dessin d'Eva enfant.» Mise en demeure immédiatement par les conseils d'Eva Ionesco, Pestel-Debord a fait acte de contrition : «Nous retirons bien évidemment sur le champ ce lot. Je tenais également à présenter nos excuses à votre cliente. En aucun cas, [J'aurais autorisé la vente de négatif de cette teneur. Nous avons fait preuve de négligence sur ce point.»
«Sadisme». Le souci, c'est qu'Eva Ionesco ignore qui est le vendeur de ce matériau. Leur identité est confidentielle, seule la justice peut en lever le sceau. A l'été 2025, Eva Ionesco a donc déposé plainte une première fois contre Emmanuel Pierrat, avec l'espoir que disparaisse un jour l'épée de Damoclès qui plane sur son existence. Mais au printemps, le parquet de Paris a classé sans suite l'enquête préliminaire qui en a découlé.
L'indigence des investigations est aujourd'hui pointée du doigt. «Mme Ionesco n'entend pas se laisser dépouiller sans réagir face aux agissements de M. Pierrat. Cette plainte s'inscrit dans le combat qu'elle conduit pour faire rétablir ses droits élémentaires», assènent ses avocats. Dans la précédente procédure, la réalisatrice décrivait ainsi le supplice infligé durant son enfance : «C'étaient des séries où j'étais habillée, puis nue. On choisissait les habits ensemble, puis elle me maquillait. Sur certaines photos, on pouvait penser que c'était joli, mais en se penchant dessus, on pouvait voir que c'était de plus en plus hard, de l'érotisme noir au sadisme pervers [...]. Il y avait également des photos de moi où j'étais attachée, bâillonnée, d'autres où j'étais probablement endor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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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fr
Mort du journaliste Philippe Bouvard, grosse tête de gondole
Figure du Figaro et de France-Soir, l'animateur, mort lundi à 96 ans, était surtout connu pour avoir présenté pendant trente-sept ans les Grosses Têtes, émission-phare de RTL, emblème de l'humour populaire. Il les avait quittées, à regret, en 2014, transmettant leurs rênes à Laurent Ruquier. PHOTO AFP
76%
C'est le pourcentage d'élève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scolarisés moins de douze heures par semaine, selon une étude publiée ce mardi par l'Union 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de parents, de personnes handicapées mentales et de leurs amis (Unapei). L'enquête a été réalisée auprès de 38 associations suivant plus de 5 000 enfants, au sein d'établissements médico-sociaux ou en lien avec l'éducation nationale. «Moins on accompagne les enfants qui en ont le plus besoin, plus on précarise les familles, assène la vice-présidente de l'Unapei, Sonia Ahehehinnou. Un enfant mal accompagné, c'est une société qui est mal accompagnée.»
EVA LELIÈVRE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TDAH: un nouveau médicament autorisé aux Etats-Unis
Au fil des témoignages et prises de paroles, le TDAH a été de plus en plus mis en lumièr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Cette fois, l'actualité autour du «trouble du déficit de l'attention, avec ou sans hyperactivité» émane d'une firme pharmaceutique. Et d'outre-Atlantique, car l'agence américaine du médicament, la FDA, a autorisé cet été une nouvelle molécule pour les enfants de plus de 6 ans et les adultes: la centanafadine. Une gélule à avaler une fois par jour, qui sera vendue aux Etats-Unis dans des boîtes estampillées Simtriyo – son nom commercial. Le médicament faisait parler de lui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déjà au sein de la com-
munauté des blouses blanches, intéressée par ses «essais de phase 3» (ultime étape avant la commercialisation, ndlr) aux résultats «plutôt satisfaisants», à écouter Yann Le Strat, psychiatre à l'hôpital francilien Louis-Mourier et spécialiste de ce trouble du neurodéveloppement, dont on estime qu'il concerne en France environ 5% des enfants et 3% des adultes. «La centanafadine était attendue, mais on ne peut pas dire qu'elle est une révolution», convient le professeur. Les principaux traitements disponibles aujourd'hui agissent sur deux neurotransmetteurs: la dopamine (surnommée «molécule du plaisir») et la noradrénaline
(notamment impliquée dans la gestion du stress, de l'impulsivité, de la vigilance). La molécule développée par Otsuka Pharmaceutical en affecte aussi un troisième: la sérotonine (impliquée dans la gestion de l'humeur, on la retrouve dans certains anti-dépresseurs). Les études ont montré que ce petit nouveau atténue les symptômes – variables, ils mêlent généralement inattention, hyperactivité et impulsivité. Plus que les autres médicaments? Les essais cliniques ne le disent pas, puisqu'il y était comparé à un placebo. Mais a priori, non, selon les spécialistes interrogés par Libé. Côté effets indésirables, ils semblent compa-
rables aux autres. Le groupe pharmaceutique japonais Otsuka le reconnaît lui-même, entre les lignes de son communiqué du 24 juillet: son nouveau médicament n'a pas vocation à supplanter ceux déjà existants. Il «élargit l'éventail des options proposées aux professionnels de santé et aux patients». A quand cette nouvelle option en France? Au moins un long moment. Comme l'a confirmé l'Agence nationale de sécurité du médicament à Libé, aucune demande n'a été déposée par le laboratoire auprès des agences européenne et française. APOLLINE LE ROMANSER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En Colombie, l'extrême droite se hisse à tous les étages
Changement de cap. En deux semaines au pouvoir et sans que le terrible séisme du 10 août ait semblé le freiner, le nouveau président d'extrême droite,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avance ses pions et fait prendre, comme prévu, un virage radical à la Colombie, dirigée les quatre années précédentes par le premier gouvernement de gauche de son histoire.
La «patrie miracle» annoncée pendant la campagne prend forme: nouvelle politique extérieure totalement alignée sur Donald Trump, rupture de toutes les négociations de paix avec les groupes armés, suppression de l'impôt sur la fortune... Et ces derniers jours, une flopée de nominations à la tête d'institutions clés du pays qui font grincer l'opposition et en disent long sur les politiques à venir. Le «Tigre», comme le président continue de se faire appeler, avait assuré que son gouvernement serait essentiellement composé de nuncas (de l'espagnol «jamais», pour désigner ceux qui n'ont, comme lui, jamais été au pouvoir). Ils sont pourtant loin de l'être tous; et en sont-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le 14 août. PHOTO REUTERS
ils meilleurs pour autant? Selon le média en ligne La Silla Vacía, la moitié du gouvernement provient bien de la classe politique traditionnelle, soit plus que sous le gouvernement de Gustavo Petro (2022-2026). Et nuncas ou pas, ces ministres sont, en tout cas, tous blancs dans un pays profondément métissé et pluriethnique, ainsi que le reconnaît la Constitution. La parité de genre des ministres, obligatoire pour les hauts postes de l'administration publique, est cependant, bien respectée. Mais qu'on ne s'y trompe pas. La nouvelle ministre de l'Education, Viviane Mora-
les, se veut au premier plan de la «bataille culturelle» que souhaite mener le président à la manière de l'extrême droite mondiale. Elle a déclaré, jeudi, que son ministère «réviorait» les programmes scolaires et les contenus éducatifs «pour sortir de l'idéologisation du pays». Cette ancienne procureure et évangéliste assumée, chantre de la famille traditionnelle qui souhaite «rétablir les valeurs» du pays, a aussi dénoncé la soi-disant «campagne woke», qui aurait, selon elle, «pris possession de l'éducation et de l'enseignement par des mouvements subtils» sous les mandats de ses pré-
décesseurs. La bataille culturelle passe aussi par la réécriture de l'histoire. Le nouveau directeur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mémoire historique, D'Mar Córdoba Salamanca, est décrit par la revue Cambio comme un «négationniste», c'est-à-dire quelqu'un pour qui le conflit armé entre l'Etat et des guérillas marxistes – qui a fait, selon la Commission de la vérité, plus de 9 millions de victimes, 7,7 millions de déplacés, 450 000 morts et 12 000 disparus entre 1985 et 2018 – n'existe pas. Par ailleurs, c'est un homme d'affaires, Jaime Andrés Uribe, entre autres fondateur d'une marque de rhum, qui est chargé de gérer le «fonds miracle», alloué à la reconstruction, après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u 10 août, dont les dégâts sont estimés à 9,5 milliards de dollars (plus de 8 milliards d'euros). Le séisme a fait 329 morts, 4500 blessés, 247 disparus et près de 200 000 logements ont été détruits ou détériorés.
ANNE PROENZA
Correspondante
en Colombie
«C'est insupportable de voir l'ensemble des services numérique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planter après une cyberattaque.»
XAVIER YVART
secrétaire académique
du Syndicat national
des personnels de direction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n revenant de vacances, alors qu'il leur faut préparer la rentrée, organiser les emplois du temps ou communiquer avec les parents d'élèves, les chefs d'établissement se sont heurtés à un système informatique paralysé, en raison d'une cyberattaque subie par les systèmes informatique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le 25 juillet. Depuis, le ministère a pris des mesures de sécurité drastiques qui se traduisent notamment par la suspension préventive de l'accès à certaines applications professionnelles dans plusieurs académies. Des restrictions qui peuvent compliquer la préparation de l'arrivée des élèves.
Alors qu'au printemps, le ministère avait reconnu une extraction de données concernant environ 243 000 agents, ces épisodes interrogent la capacité de l'institution à protéger ses informations et la manière dont le risque cyber est anticipé. Le secrétaire académique du SNPDEN-Unsa – syndicat qui défend les intérêts des personnels de direction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 Xavier Yvart, revient sur les difficultés rencontrées par les chefs d'établissement, les conséquences de ces incidents sur leur travail ainsi que les questions que posent ces failles de sécurité. D'après lui, «le retard pris sera préjudiciable et va amener nos collègues à travailler de manière démesurée cette semaine».
Recueilli par EVA LELIÈVRE
Interview à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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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Par GUILLAUME TION
Ces jours-là, il posait sur ses épaules une étoile spéciale, verte d'un côté et rouge de l'autre, «pour l'espérance et pour la souffrance». Il mettait d'ailleurs plus souvent en avant la partie verte. Il apportait aussi un livre qu'on lui avait confié au moment de sa nomination, «qui ne circule pas et qu'on rend ensuite à l'évêque au moment de quitter ses fonctions». Lorsqu'il a reçu cet ouvrage où sont regroupées des prières et des litanies, il était neuf. «Mais je l'ai tellement aspergé d'eau bénite que je l'ai rendu gondolé», explique-t-il. Le père Riton s'en est servi plus souvent qu'il ne l'imaginait. En France, les exorcismes sont très demandés. Impossible de savoir précisément leur nombre, l'Eglise ne tient pas de registres. On décompte, à la louche, 1500 demandes chaque année en Ile-de-France. Et suffisamment, à travers le pays, pour qu'existe un Bureau national des exorcistes et pour que chaque évêque nomme un prêtre exclusivement en charge dans son diocèse.
On comptait une trentaine de prêtres exorcistes en France, il y a quarante ans, ils sont 120 aujourd'hui. Et travaillent souvent avec une équipe, que ce soit dans la prise de rendez-vous, l'écoute ou l'exorcisme proprement dit. A Paris, par exemple, l'accueil Saint-Michel, où sont centralisées les demandes, compte trois prêtres et douze écoutants. Pour le commun des laïcs et des croyants, l'exorcisme est associé à une imagerie délirante qui convoque a minima le diable et un quarte-ron de succubes. Il a, en réalité, très peu à voir avec les scènes spectaculaires visionnées dans les films de William Friedkin ou de Scott Derrickson. «Il existe un fantasme autour du mot exorcisme, on s'efforce de déconstruire sans cesse ces représentations populaires, explique Monseigneur Pascal Roland, évêque de Belley-Ars, qui supervise le Bureau national. Le travail quotidien de l'exorciste est beaucoup plus simple, sans manifestations.» A écouter les prêtres qui en ont la charge, il est tissé de douceur et de patience.
«UNE SOLUTION DE DERNIER RECOURS» «Je n'ai jamais fait de mise en scène et n'ai jamais vu une personne encrouvée [possédée par le diable comme on le dit dans la Manche, ndlr], s'évanouir ou convulser», continue le père Riton, Henri Gesmier de son vrai nom. Cet ancien infirmier psychiatrique mais aussi ancien recteur du Mont-Saint-Michel, qui a officié durant trente-cinq ans comme éducateur dans des prisons et était en charge des exorcismes à Coutances de 2015 à 2023, est un spécialiste de l'empathie. «Un exorcisme, c'est avant tout des heures d'écoute, explique-t-il dans le presbytère de l'Eglise Saint-Pierre de Montmartre, dont il est aujourd'hui vicaire. J'avais toujours une montre, je me disais : tu ne prononces pas un mot avant que l'ai-
Exorcisme
Plongée dans une activité au succès d'enfer
Il existe, au sein de l'Eglise, un Bureau national des exorcistes et quelque 120 prêtres proposant ce service gratuit. Loin de l'image folklorique souvent véhiculée, leur travail est en réalité centré sur le mal-être des personnes et s'articule de plus en plus avec le monde de la santé.
On décompte 1 500 demandes d'exorcisme par an en Ile-de-France. PHOTO A. NOWAK HANS LUCAS
guille ne soit rendue là. Les gens racontent, s'arrêtent, répètent. Quand ils répètent, c'est qu'on a fait le tour du problème. L'essentiel est dit.» L'essentiel, c'est le sentiment d'être possédé. Pas au point d'avoir
une tête qui pivote à 360° ou de vomir une pâte verte avant de parler une langue inconnue. Mais suffisamment pour mesurer que stagne une douleur, une souffrance, une impossibilité d'avancer, qui vient
d'ailleurs. «Je suis possédé, mon lieu est possédé, cet objet est possédé et a des effets invalidants qui sont source de souffrance ou d'échec, décortique Olivia Legrip, docteur en anthropologie qui enseigne à l'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yon. Ces personnes doivent trouver une réponse. Et l'exorcisme suit le même mécanisme que l'offre thérapeutique, mais dans le champ du religieux. Parfois, les gens ne sont pas du tout catholiques mais ils le considèrent comme une solution de dernier recours.»
«C'EST JUSTE LA VIE QUI EST DIFFICILE»
L'acte d'exorcisme, qu'Olivia Legrip décrit «comme un rite», et qui représente un «mouvement d'expulsion vers l'extérieur de quelque chose qui s'est emparé d'une personne», est souvent accompagné d'un refus de la réalité. «Car la possession implique l'action néfaste de quelqu'un d'autre. Cela vient de moi mais ce n'est pas moi», poursuit l'autrice du Combat contre le diable, l'exorcisme dans les textes du XVIe siècle à aujourd'hui (Le Cerf). «Il est facile de se défausser en se disant que tout vient du diable. Certaines personnes sont dans le déni. Par exemple, des parents dont les enfants sont victimes d'un trouble psychiatrique et qui ne veulent pas le reconnaître», explique Mgr Roland. Le travail de l'exorciste consiste aussi à «aider les gens qui s'enfoncent dans la victimisation : c'est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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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te de l'autre, du voisin, du diable... On tente de les responsabiliser pour qu'elles puissent avancer», résume l'évêque. «Souvent, les gens tournent en boucle. Ils vivent seuls ou ont toujours été seuls et ruminent en permanence. Ils font le lien entre plusieurs événements : maladie, dépression, etc. Et finissent par penser qu'ils sont possédés pour avoir autant de malheurs. Alors que la vie est juste difficile», complète Sylvie Leboucher, élue comme membre laïque du Bureau national. Les exorcistes cherchent aussi, via les prières destinées à chasser le Malin, à éradiquer une certaine noirceur. «Il y a des petites lumières dans l'existence, poursuit-elle. On invite les personnes à relire leur journée en cherchant ce qui a été lumineux : un sourire, un bonjour. Il n'y a pas que des malheurs.»
L'exorcisme, une discipline bienveillante avec beaucoup d'avenir. En 1993, a été créée un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exorcistes, qui réunit plus de 900 «professionnels» ainsi que 130 auxiliaires. Reconnu par le Saint-Siège depuis 2014, elle organise un congrès annuel, a publié, en 2025, un recueil de bonnes pratiques et a même été reçue par le pape Léon XIV, en mars. Au
cœur de la rencontre, la formation des prêtres. «Précisément, je trouve qu'on n'est pas assez bien formés, confie à Libération un prêtre exorciste qui a voulu rester anonyme. Nous avons quelques sessions, une fois tous les deux ans, puis, nous sommes livrés à nous-mêmes.»
«IL FAUT SE MÉFIER DES IMPOSTEURS»
Tâtonnant dans l'obscurité de sa charge, ce prêtre compense en lisant des textes anciens et cherche dans les écrits du passé à définir sa pratique quotidienne. «Parce qu'il y a aussi une formation annuelle au Vatican mais encore faut-il pouvoir y aller...» En mai, elle a réuni 230 exorcistes, théoriciens et psychologues qui ont notamment planché sur les dérives liées à l'occultisme et au satanisme. «Il faut se méfier des imposteurs s'autoproclamant exorcistes, alerte Mgr Roland. Mais aussi des magnétiseurs ou autres. Ce sont des gens qu'il faut payer et sans résultat. Nous, nous accueillons au nom de l'Eglise et c'est un service gratuit.» Derrière les affres de la possession et les grandes questions «pourquoi le diable?», «pourquoi moi?», «pourquoi maintenant?», l'exorciste analyse plutôt
les conséquences d'un défaitisme généralisé. «La personne qui demande un exorcisme fait la plupart du temps une lecture négative de son histoire, poursuit le père Riton. Il faut casser le mythe d'être «possédé par le diable». Il faut leur faire comprendre que c'est plutôt eux qui font venir le diable car ils dégagent tellement d'éléments négatifs que ce n'est pas le bon Dieu qui vient.»
Le rôle de l'exorciste se résume ainsi à faire ressortir «les aspects positifs de chaque vie, à faire constater par la personne ce qu'elle a réalisé de bien – ce qui est évidemment plus difficile quand il y a des ruptures familiales ou une perte de contact
«Il faut casser le mythe d'être «possédé par le diable». Il faut leur faire comprendre que c'est plutôt eux qui font venir le diable.»
Le père Riton
avec des enfants... Souvent cela se produit au moment des successions avec des histoires d'héritage». Beaucoup de gens n'acceptent pas non plus leur fragilité psychologique. Et les prêtres de citer cette femme bipolaire qui refusait de prendre des cachets mais voulait être exorcisée, cette autre dont le mari venait d'être greffé du cœur et qui se demandait s'il l'aimait encore ou ce couple qui craignait de vivre dans une maison où une personne était morte. «Les encraoudés viennent avec des questions qu'ils n'osent pas poser aux autres, explique le père Riton. Le secret est important, ils viennent dire des choses dont ils ne parlent jamais.»
Ce n'est pas non plus une confession : lors d'un exorcisme, le prêtre se déplace, il lit des prières spéciales, joue du goupillon et de l'eau bénite. «On n'y avoue pas ses fautes avec une volonté de réparer et en demandant pardon. On cherche le soutien de Dieu dans une épreuve que l'on ne comprend pas.» Cette négativité entraîne aussi une perte de la foi. «Car l'exorcisme n'a pas de sens s'il n'est pas relié à la foi : c'est parce qu'elles croient que les personnes viennent nous voir. Et la foi est un acte mystérieux : personne
Séance d'exorcisme, à Ligardes (Gers), en juin 2023. PHOTO ADRIEN NOVAK HANS LUCAS
n'a vu Dieu», poursuit le père Riton. Même son de cloche de la part de Mgr Roland : «Avec l'exorcisme, il faut faire passer les gens d'une attente de type magique à un cheminement dans un acte de foi, dans la confiance en Dieu sauveur.» Le prêtre anonyme résume : «Ce sont des âmes égarées qui attendent de retrouver le chemin de Dieu.» Tout simplement.
«UN JOUR, UN MÉDECIN M'A ENVOYÉ UN PATIENT»
Les encraoudés peuvent aussi compléter leur exorcisme en se tournant vers la médecine. «L'Eglise a beaucoup évolué dans son rapport avec les soignants, les médecins, les pays. Il n'y a plus de cloisons hermétiques, explique Sylvie Leboucher. Nous sommes sensibilisés et savons, par exemple, distinguer une psychose d'une névrose. Dans le cas de personnes qui présentent des signes de pathologie mentale, on ne veut pas les aggraver par une décompensation et des propos inadaptés.» Aussi, les exorcistes peuvent indiquer aux personnes qui les sollicitent d'aller consulter un psychologue ou un psychiatre. «L'inverse existe également : un jour, un médecin m'a envoyé un patient qui relevait de l'accompagnement spirituel. Il y a une synergie avec le travail proposé par le thérapeute», complète Mgr Pascal Roland.
«A nous de trouver un équilibre entre notre démarche spirituelle et le respect de la pathologie ainsi que des soignants qui peuvent la prendre en charge», résume Sylvie Leboucher, qui précise qu'à l'accueil Saint-Michel, l'équipe des écoutants compte des médecins et des psychologues. «Ici, jamais un prêtre ne décidera d'un exorcisme seul, au premier rendez-vous. Le travail d'Eglise est un travail d'équipe, nous nous répartissons les temps d'accueil et, une demi-journée par semaine, nous partageons nos réactions», précise-t-elle.
La décision d'exorcisme n'est pas automatique. Elle est collective et se prend après plusieurs rencontres. «On ne reçoit pas non plus les personnes mineures et on ne demande pas un exorcisme pour quelqu'un d'autre», complète-t-elle. Il y a, cependant, différentes manières de pratiquer le même métier.
Lorsque le père Riton avait la charge des exorcismes à Coutances, lui n'en refusait aucun et ne prenait qu'un seul rendez-vous. Il se déplaçait comme un médecin de campagne, avec son étoile vert et rouge et son livre aux pages gondolées. «Après l'écoute, je donnais quelques prières d'exorcisme, tout en précisant que ce n'était pas une magie.» Puis, il repartait et n'avait plus de contact avec les personnes encraoudées, remises – ou pas – sur le chemin de leur fo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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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Dans le Mercantour, de jeunes diabétiques sur le chemin des sommets
Sur les sentiers escarpés des Alpes-Maritimes, un groupe d'ados suivis à l'hôpital Lenval de Nice pour leur diabète de type 1 se découvrent capables de randonner, sous les conseils de leurs soignants et de leur guide, qui vit lui aussi avec cette pathologie.
Par MATHILDE FRÉNOIS Correspondante à Nice Photos LAURENT CARRÉ
Les mélèzes projettent leurs ombres sur le sentier. On aperçoit seulement leurs cimes, et pas encore celle de la Cougourde, sommet acéré qui découpe le ciel d'été. Personne n'a encore demandé «quand est-ce qu'on arrive» au refuge du même nom. Une sonnerie retentit. C'est un capteur de glycémie. Et une deuxième. Et une troisième. «C'est déjà le concert. Comme une symphonie du diabète»,
image Margaux Mahaut, infirmière dans le service diabétologie de l'hôpital pédiatrique universitaire Lenval de Nice, un établissement reconnu d'utilité publique géré par la fondation du même nom. La randonnée n'a pas commencé. Il faut resucrer les corps et passer les capteurs «en mode sport». Ce jeudi de juillet, quinze patients de 13 à 17 ans, accompagnés d'un guide et de cinq soignants, s'enfoncent dans le parc national du Mercantour, dans les Alpes-Maritimes. La marche pour la confiance. La montagne pour l'indépendance. Margaux Mahaut appelle cela «l'éducation thé-
rapeutique». Le guide et les ados portent leur sac à dos et leur traitement. Tous sont atteints de diabète de type 1, une maladie auto-immune caractérisée par une concentration excessive de sucre dans le sang (l'hyperglycémie), qui apparaît dans la moitié des cas avant l'âge de 20 ans. Selon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diabétiques, près de 300 000 personnes vivent avec cette pathologie en France, dont 31 000 enfants et ados. Le diabète de type 1 – qui représente 10 % de l'ensemble des cas de diabète –, est une maladie de tous les instants. L'altération du pancréas prive les patients d'insuline, ces «taxis» hormonaux qui permettent au sucre d'entrer dans les cellules pour y être utilisé comme source d'énergie. De fait, le taux de glucose dans le sang ne se régule plus. Une défaillance qui impose une lourde logistique : il faut porter un lecteur de glycémie et une pompe à insuline pour pallier le rôle de l'organe. «On fait de la mise en situation et on leur donne les clés pour mieux gérer la maladie : comment adapter ce qu'ils mangent, ce qu'ils s'administrent..., formule Margaux Mahaut. Après, ils pourront reproduire seuls des sorties. Partir à l'aventure, ça ne s'improvise pas.»
ALTITUDE 1600 Forêt du Boréon
Sara pose ses premiers pas sur le sentier : elle n'a jamais fait de randonnée. «J'appréhende, dit-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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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blée. D'habitude je vais à la plage. Là, je ne sais pas à quoi m'attendre. Je pensais qu'on prendrait la voiture et qu'on arriverait direct au refuge.» Raté. Il va falloir marcher, et monter : 450 mètres de dénivelé positif le premier jour, 350 le second. C'est l'infirmière Margaux Mahaut qui a proposé ce séjour aux ados. Sara, 16 ans dont 12 de diabète, a accepté illico. «Mentalement, la maladie me pose beaucoup de problèmes, confie-t-elle sous sa casquette à l'envers. Je me compare aux autres. Je me dis souvent que si je n'avais pas été diabétique, j'aurais mieux réussi, ça se serait mieux passé. Ce matin par exemple, je serais partie plus tôt de chez moi si je n'avais pas fait une hypo.» Pour hypoglycémie. C'est l'effet indésirable
le plus fréquent du traitement insulinique, lorsque le taux de glucose dans le sang est trop faible. Les patients et leurs soignants parlent en jargon médical. Une habitude devenue lassitude pour Sara : «J'en ai marre. On me demande toujours de faire plus d'effort pour suivre mes traitements. Et si je ne fais rien, ça aggrave ma santé.» Un bouquetin et ses longues cornes croisent notre chemin. La cascade de Peïrastrèche et ses eaux cristallines résonnent non loin. C'est l'heure du pique-nique. Margaux Mahaut : «Vous rajoutez vos bolus!» Bolus, pour injection rapide d'insuline.
ALTITUDE 1830
Cascade de Peïrastrèche
Avant de repartir à l'assaut du sentier, le guide Lucas Papotto donne ses conseils : «Quand vous allez faire un effort, le taux de glycémie va baisser. N'allez pas vous mettre en hypo, prévient l'accompagnateur en montagne. On attend pour mettre le coup d'accélérateur. Les effets de l'hypoglycémie et de l'hyperglycémie, c'est à la sensation.» Les mélèzes se font moins denses. Le groupe s'effile. Les ados avancent doucement, au rythme des pauses. Ils ont «le cœur qui bat vite». «Certains découvrent la sensation car ils ne connaissent pas leur cœur à l'effort», note Kelly Arnaud, infirmière coordinatrice. C'est ainsi qu'Imrane, 13 ans, adepte du foot et de la pêche, a découvert son diabète il y a seulement un mois et demi. Le voilà assis sur un rocher en train de changer son cathéter, le tube qui relie la pompe à insuline à son corps. «En plus, je n'aime pas les piqûres. La première fois, je tremblais, je voulais dire non, peste-t-il. Ça me donne l'impression que le diabète définit ma personne.» Kelly Arnaud : «Quand un enfant est diagnostiqué, c'est un vrai raz-de-marée. Il faut faire le chemin du deuil : ils seront beaucoup moins insouciants.»
Avant la rando, il a fallu penser à glisser des sucres rapides et lents dans les poches, à charger les batteries des appareils de mesure, à emporter le stock d'insuline. Le guide
jette un œil à son capteur. «Ah, tu es diabétique toi aussi!» s'étonne Imrane. Celui qui mène la troupe avec la quasi-agilité d'un chamois et la trempe d'un traileur, partage la même pathologie. C'est l'autre objectif : montrer qu'être sportif et exercer le métier de ses rêves fait partie du champ des possibles. Le tensionan Alexander Zverev, diabétique de type 1, a gagné Roland-Garros. Trois alpinistes diabétiques ont bien gravi l'Everest. Alors pourquoi ne pas partir sur le GR52, le chemin de grande randonnée qui traverse le Mercantour.
«Quand j'ai été diagnostiqué, à 16 ans, je n'avais aucun modèle. Je ne côtoyais aucun diabétique, se souvient Lucas Papotto. Ma maladie se passait bien, surtout en mon-
tagne, alors je me suis directement dit que je voulais emmener des diabétiques.» Recalé en prépa militaire à cause de sa maladie, le guide découvre «la vraie montagne». Il enchaîne les sommets, traverse la Réunion et le Mercantour à pied, bivouaque à la belle étoile sur les sommets.
Pause. Sara est «fatiguée». Ni les trois heures de rando dans les pattes, ni le réveil aux aurores, ni ce chemin qui n'en finit plus de monter ne sont responsables. Elle «ressent» qu'elle «tombe en hypo». Une compote avalée et «ça va mieux». Le refuge est en vue.
ALTITUDE 2100
Refuge de la Cougourde
Sur la terrasse du refuge de la Cougourde, il n'y a pas de réseau téléphonique. Mais il y a une vue fantastique, des vaches fourbes et des encouragements fournis. «Bravo!» félicite le guide. Cette sortie soude le groupe. Les patients sortent de leur statut de patient. Les soignants de celui de soignant. «On les accompagne depuis leur enfance. C'est bien de se voir dans d'autres contextes, expose l'infirmière Margaux Ma-
Imrane, 13 ans, se fait aider par l'infirmière Margaux Mahaut pour changer son cathéter.
haut. On développe la relation de confiance et de soin, ils auront davantage envie de venir au prochain rendez-vous.»
Des dortoirs au réfectoire, les filles filent une discussion sur leur relation au diabète, dissertent sur l'emplacement des capteurs, les taux de glycémie, les anomalies du matériel. «J'ai rencontré des gens comme moi, avec les mêmes rituels, se réjouit Sara. Je ne suis pas seule. Elles me comprennent. Quand je dis quelque chose, elles répondent : "De ouf" Et ça sort du cœur.»
La partie visible de la maladie, ce capteur de glycémie rond sur le bras, concentre les réflexions. Elles se marrent quand on leur demande, au collège ou au lycée, si elles portent «un antivol», «un AirTag», «un Tamagotchi». Elles rigolent beaucoup moins lorsque les propos sont accusateurs. «Je déteste la phrase : "Tu as le diabète, tu manges trop de sucre", s'agace Alecia, qui rappelle que l'hygiène de vie n'a rien à voir dans le diagnostic. On n'a déjà demandé si je m'étais prise pour la reine de l'école.»
Alexandrine Alonso, infirmière à Lenval, laisse traîner une oreille : «Les filles ont discuté de choses qu'elles ont du mal à accepter en consultation. Elles voient enfin des copines qui vivent le même quotidien.» Dans la nuit, le capteur d'Alecia sonnera. Une hypoglycémie sûrement provoquée par le changement d'environnement : sport, alimentation et stress jouent sur le métabolisme.
ALTITUDE 2150
Lac de Trécolpas
Le groupe repart après le petit-déjeuner - et après avoir compté les glucides et ajouté les bolus. Qu'il est difficile de remettre les corps en route. Sara a des courbatures aux jambes. Lou a mal au ventre. Alecia a perdu toute motivation. La question «quand est-ce qu'on arrive» est posée à l'excès. Le ballet des chamois, la vue sur la cime, la fraîcheur de la matinée n'y font rien. Lou avait prévenu, elle «déteste marcher» : «Si je suis venue ici, c'est pour rencontrer des gens dans ma situation. Je n'en connais pas beaucoup et je ne me sens pas comprise. J'ai
l'impression d'être la seule à devoir toujours faire des efforts.»
Khalil est l'aîné du groupe. Il a 17 ans. La veille, il demandait les adresses pour s'inscrire dans un club de randonnée. Ce matin, il ne veut plus marcher. «On s'arrête toutes les dix minutes pour une hypo. On est entre malades et ça focalise sur la maladie. Mais le diabète n'est pas au centre de nos vies.» Khalil s'arrête au lac de Trécolpas. Le groupe se sépare en deux : ceux qui attendent près de l'eau et ceux qui se lancent dans l'ascension. Lou s'accroche pour «ne pas regretter», Sara et Alecia emboîtent le pas. Une nouvelle dynamique ravive les jambes et les têtes.
ALTITUDE 2448
Pas des Ladres
En levant les yeux, on aperçoit un col. Le Pas des Ladres est l'objectif de l'aventure. «Dans ma carrière, c'est le projet que j'ai envie de développer, partage Lucas Papotto aux ados. Même si vous rougnez [râlez, ndlr], que vous avez la femme, vous vous êtes confrontés à des éléments dont vous n'avez pas l'habitude, j'espère que vous repariez avec au moins une chose précieuse : le dépassement de soi, le calme et la nature.»
Le sentier serpente sans fin. Sara s'accroche elle aussi. Elle a du mal à respirer. Les pierres roulent sous ses pieds, dans ses chaussures aux lacets toujours défaits. Le col approche : la vue s'ouvre sur la ligne de crête, puis la frontière italienne, puis le basculement vers la vallée voisine. Les ados de Lenval atteignent le sommet de leur randonnée. La fierté gagne Sara : «Jamais je n'aurais pensé être capable de faire ça un jour. J'ai la chance d'avoir la capacité de le faire. J'ai été entourée, encouragée tout le long du chemin.» En bas, le lac paraît minuscule. C'est désormais le Gélas, sommet culminant des Alpes-Maritimes, qui se dresse face à eux. Alecia : «On est là-haut ? C'est impossible.» Sara : «Je n'y crois pas.» Alecia : «N'empêche qu'on l'a fait.» Puis : «Ce qu'il faut retenir, c'est qu'on est des ados normaux.»
Alecia (à droite) et Lell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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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aritions de chats en Bretagne Miaou sont-ils passés ?
«Libération» s'est rendu à Taulé où une dizaine de félins se sont évaporés. Plusieurs plaintes ont été déposées dans cette commune, treize ans après des faits similaires.
Christelle Cadalen, responsable du refuge les Mistoufles à Taulé, le 18 août.
Par LUDOVIC SÉRÉ Envoyé spécial dans le Finistère Photos FABRICE PICARD
Salem est un chat noir. Logique. Sur les photos dans le couloir de l'entrée, c'est la star. Il tire la langue avec de la maïzena plein les moustaches et porte un petit chapeau de fête, celui avec le fil sous le menton. Sur sa pâté d'anniversaire, il y a une bougie. Mais le 17 août, journée internationale du chat noir, Salem n'était pas là pour célébrer ses 4 ans. Des affichettes ont été scotchées, au Spar ou à la pharmacie, et Audrey Lebar a écrit : «Il est peut-être en urgence vitale.» Salem est malade, «problème urinaire sévère avec traitement», et depuis bientôt quatre mois, il a disparu.
Debout dans la cuisine de sa maison en bordure d'un lotissement récent de Taulé, à la naissance de la presqu'île de Carantec près de Morlaix dans le Finistère, Audrey Lebar, mère de famille de 50 ans et autoproclamée «Queen of the Cats», sourit beaucoup, renchérit sur les blagues, regarde dans les yeux. Mais à l'intérieur, ça bout. Quelques minutes d'échanges suffisent à la ranger dans la catégorie de celles qui ne s'écrasent pas. Le soir du 30 avril, lorsque Salem n'est pas rentré, lui qui ne passe habituellement pas la nuit dehors, elle a pris son vélo sous la pluie et a arpenté tout le lotissement avec une petite lampe. Puis le bois, en passant par l'ancienne voie ferrée dévorée par la végétation, jusqu'au terrain de foot. Tout ça et plus encore, c'est le territoire de Salem.
Depuis le mois d'avril, onze chats du quartier ont disparu, sans laisser la moindre trace. Tous présentent le même profil : type européen, pucés, identifiés, habitués aux humains. Comme Ulysse, celui de Nolwenn Peron Le Lan, une aide-soignante de 34 ans. Tigré, son félin de 3 ans n'a plus donné signe de vie depuis le 16 mai. Ce qui fait de lui le quatrième dans la liste.
MARÉCHAL DES LOGIS
Méfiantes, craignant d'être prises de haut, Audrey Lebar, Nolwenn Peron Le Lan et une troisième voisine ont poussé la porte de la gendarmerie le 18 juillet avec la ferme intention de se faire respecter. La coprésidente bénévole du refuge de Landerneau, Isabelle Demeslay, par ailleurs enseignante en droit animalier à l'université de Bretagne occidentale, les avait prévenues : «Déjà que la justice manque de moyens pour enquêter sur des humains, alors pour des animaux...» Les trois femmes sont donc un poil déstabilisées quand un 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les reçoit avec le plus grand sérieux, les installe et les écoute. Un gendarme impliqué dans la cause animale ? C'est que le maréchal des logis a aussi perdu son chat. Il est alors «le dernier sur la liste». Il réapparaîtra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Les disparitions de chats n'ont rien d'extraordinaire et, comme celui du gendarme, beaucoup reviennent au bercail. D'autres sont perdus à tout jamais, volés, empoisonnés ou abattus. «Les tueurs de chats, c'est très fréquent, assure Anthony Blanchard,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Cause animale Nord. Beaucoup ne les aiment pas ou les considèrent comme des nuisibles.» Mais le caractère sériel des disparitions de Taulé interroge. Ceci sans compter que treize ans plus tôt, au même endroit exactement, 22 chats s'étaient également fait la maille sans que l'on ne retrouve aucun cadavre. En 2013 comme en 2026, le phénomène a cessé quand la presse s'en est emparée. «De mystérieuses disparitions de chats!» titrait le quotidien breton le Télégramme en 2013. Puis en 2026 :
Audrey Lebar propriétaire de Salem, 4 ans.
Salem a disparu le soir du 30 avril.
«A Taulé, une dizaine de chats ont disparu en trois mois.»
Difficile d'imaginer un renard à la fois vorace, discret et abonné à la presse locale. La piste est humaine et elle est multiple. Libération a bien tenté d'échanger avec les gendarmes, sans succès. Une enquête de voisinage a bien été effectuée fin juillet dans le quartier mais depuis, plus de nouvelles. Même chose du côté du parquet de Brest qui répond par un mail laconique : «Nous n'avons pas d'informations particulières à communiquer : enquête gendarmerie.»
Comme remède au silence, Audrey Lebar mène des investigations en soliste. Patiente, méthodique, elle traque, suit des pistes et s'est vu indiquer une maison où un chat noir aurait été vu au milieu de beaucoup d'autres. Les propriétaires seraient des originaux et la bâtisse, insalubre. Dans son style «lebarien», l'artisané tire le fil. Après tout, c'est comme cela que ça se passe à la télé. Sur place, elle confronte habilement les suspects.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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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wenn Péron Le Lan, propriétaire d'Ulysse, qui n'a plus donné signe de vie depuis le 16 mai.
J'ai cru apercevoir un chat noir...» Mais pas de Salem, ni d'autres chats. Pas d'insalubrité non plus. Tout juste les propriétaires étaient-ils, effectivement, un peu loufoques...
Rentrée bredouille, Audrey Lebar ne veut pas céder à la rumeur qui se nourrit du vide laissé par les autorités et rebondit d'un foyer à l'autre dans le pays du Léon.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on accuse une communauté, puis une autre, toujours sur fond de racisme. On évoque un trafic organisé par des laboratoires. Cela fait sourire Gilles Creach, maire divers gauche de Taulé, 70 ans, deuxième mandat et supporteur du «bien vivre ensemble», qui ne comprend pas bien pourquoi beaucoup l'embêtent avec cette histoire. «J'ai reçu les personnes qui ont perdu leurs chats, il y a une enquête de gendarmerie, je ne vais pas interférer...» Certes, mais autant
de disparitions, au même endroit, n'est-ce pas curieux? «Si vous voulez oui...» On nous a même certifié que des coups de feu avaient été tirés en soiré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du côté de Taulé, non loin des habitations. «On régule la population de choucas [sorte de corneilles, ndlr], c'est un arrêté préfectoral qui autorise la chasse.»
Devant son allongé et un écran géant dédié aux courses hippiques, au fond d'un PMU de Plougneau, à l'est de Morlaix, Lionel Fer acquiesce. Il est grand, assume une coupe mulet, parle fort en saluant les habitués et son visage évoque la gentillesse. Supposant que les chasseurs feraient de bons suspects, Libération avait pris rendez-vous avec ce représentant de la fédération du Finistère. N'est-ce pas son président national, Willy Schraen, qui avait affirmé il y a quelques an-
nées vouloir «agir sur le chat», qui détruirait la biodiversité? Interrogé, Lionel Fer n'a «rien à cacher», mais il n'en sait pas plus. «Tuer des chats... Je ne vois même pas l'intérêt.» En bon avocat de sa communauté, il insiste sur «l'époque» qui a «changé», tout comme les pratiques. «Vous m'auriez demandé ça il y a trente ans... Je dis pas. Mais aujourd'hui, même si on a encore des brebis galeuses dans le tas...»
LE DIOGÈNE DES ANIMAUX
Suspects numéro 2: les agriculteurs locaux, peu loquaces. Ni la fédération départementale des syndicats d'exploitants agricoles (FDSEA), ni les Jeunes Agriculteurs (JA) n'ont répondu à nos relances. C'est dans la boue, sous la pluie puis dans un haut hangar à machines agricoles, que nous avons réussi à attraper deux «agris». A voir leurs mains dans les poches et leurs épaules haussées dans leurs combinaisons, l'histoire ne leur inspire pas grand-chose. «Non, nous les chats... C'est pas qu'on s'en fiche non plus mai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on accuse une communauté, puis une autre, toujours sur fond de racisme. On évoque un trafic organisé par des laboratoires.
de toute façon, on n'en croise pas plus que cela.» Ces deux-là, jeunes, renvoient vers un collègue plus expérimenté qui souhaite garder l'anonymat. Qui n'en sait pas plus, aimerait qu'on parle de «vrais sujets comme la sécheresse» et, en prime, est vexé par nos questions qui pourraient induire qu'un collègue aurait fait le coup. Il finit par nous recontacter: «A y réfléchir, les chats sont plutôt des alliés car ils régulent la population de rongeurs. Enfin, si on les nourrit trop, ils deviennent fainéants.»
Christelle Cadalen nous avait prévenu: si elle n'exclut aucune piste, elle ne croit pas à la culpabilité des agris ou des chasseurs. «Les laboratoires, trafics de fourrure... Non plus. Mais tout ce que je sais, c'est que je ne sais rien.» A la tête de l'association les Mistoufles, à Saint-Martin-des-Champs, à l'ouest de Morlaix, elle place quelque 140 chats chaque année dans le département. Plusieurs des disparus depuis avril viennent des Mistoufles. Parce qu'elle galère à trouver de meilleurs locaux, son association se trouve en pleine zone commerciale. Ici, les chats «sont sociables», même si certains «ont leur petit caractère». Entre deux coups de fil et les allées et venues des félins en attente de foyer, elle attire notre attention sur un phénomène moins connu: le syndrome de Noé, sorte de Diogène des animaux.
«C'est très fréquent. Une fois, on était parti chez une petite dame après un signalement. On arrive et... Vous voyez un plan de cuisine? Il y avait des sacs-poubelle jusque-là. On trouve 12 chats, raconte-t-elle. On fait le tour car on sait que les gens les cachent. On tombe sur un hangar et il devait y en avoir plus d'une quarantaine. Mes collègues ont voulu faire le tour entier de la propriété. Je peux vous dire qu'à ce moment-là, on est crevé. On pue, il est 18 heures, et puis il faut les attraper ces chats qui ne nous connaissent pas... Dans le jardin, une voiture: neuf chats et neuf poules enfermés. La dame les avait mis là car elle savait qu'on allait venir.»
La présidente des Mistoufles se souvient d'une «petite dame mignonne comme tout». «Elle n'a pas toujours été comme ça, je ne sais pas ce qu'il s'est passé dans sa vie.» Christelle Cadalen s'engueule régulièrement avec les mairies, pour qu'elles prennent en charge ces personnes malades qui ont besoin d'aide et dont la majorité, selon elle, «part en psychiatrie». «Quand on s'occupe des animaux, on s'occupe beaucoup des humains qu'il y a derrière.»
Comme quand elle conseille Audrey Lebar dans ses recherches, ou la rassure. Celle-ci ira «jusqu'au bout» pour retrouver Salem. Elle aime penser que ses alertes ont au moins permis d'éviter d'autres disparitions. Entre-temps, fin août, trois nouveaux animaux du quartier de Taulé manquent à l'appel. «J'ai peur que ça recommence», s'inquiète Audrey Lebar, alors que la dernière disparition datait du 13 juillet. Par texto, elle nous demande la référence d'un vieil article du 7/8égramme qui raconte le périple de Max, un chat volé puis remis à sa propriétaire après avoir été identifié grâce à sa puce. «Cela pourrait être intéressant de voir l'endroit où on l'avait trouvé.» L'enquête conti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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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clare l'absence de Catherine, Denise SAINTY, née le 10 mars 1954 à Le Mans (72), sans dernier domicile connu, avec toutes les conséquences de dr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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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 que le présent jugement sera publié selon les modalités de l'article 127 du code civil dans le délai de trois mois à compter du prononcé du présent jugement, soit avant le 28 septembre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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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REDI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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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RÈS-MIDI Temps calme et chaud sur l'ensemble du pays. Une évolution crageuse est attendue au nord-ouest. Le soir, les pluies et les orages gagnent rapidement tout l'ouest du p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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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IDÉES/
Le casque à vélo? Madame la ministre, ne nous prenez pas la tête!
Les études sont contre-intuitives mais formelles, affirme l'essayiste Stein van Oosteren : rendre obligatoire cette mesure de protection dite de bon sens souhaitée par le corps médical aggrave la dangerosité du vélo en ville.
C'est reparti. Pour la énième fois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tente de rendre obligatoire le port du casque à vélo. Marie-Pierre Vedrenne, ministre déléguée à la Citoyenneté, a eu la mauvaise idée de ressortir ce vieux serpent
de mer qui risque une nouvelle fois de casser l'essor du vélo en France. La santé, le climat, le pouvoir d'achat et la filière vélo n'ont vraiment pas besoin de ce coup d'épée objectivement inutile. Expliquer le non-sens de cette mesure est difficile, car obliger les cyclistes à porter un casque ressemble comme deux gouttes d'eau à une mesure dite de bon sens. Rien n'est moins vrai, car – accrochez-vous – rendre le casque obligatoire rend la pratique du vélo plus dangereuse. Oui, vous avez bien lu. C'est une vérité contre-intuitive, mais qui s'explique. Lorsqu'un pays oblige tous les cyclistes à s'équiper d'un casque, l'usage du vélo devient moins spontané, pratique et attractif. Par conséquent, l'usage du vélo chute
et avec lui l'effet «sécurité par le nombre» plus les cyclistes sont nombreux et visibles dans la rue, plus les motorisés font attention à eux (et vice versa).
«L'homéostasie du risque» Cet effet a été confirmé par de nombreuses études, dont celle de 2006 par Dorothy Robinson. Lorsque l'Australie et la Nouvelle-Zélande ont rendu le port du casque obligatoire, le danger pour le cycliste n'avait pas baissé mais augmenté. «Ceci implique, écrivent les auteurs, que ces lois imposant le casque sont contre-productives.» L'étude évoque une autre explication tout aussi contre-intuitive : le casque augmente le danger, car le cycliste va se sentir protégé et prendra ainsi
plus de risques. Cet effet appelé «l'homéostasie du risque» concerne aussi l'automobiliste : il percevra le cycliste casqué comme un cycliste protégé et expérimenté, et aura tendance à le fêler plus facilement. Ces arguments, aussi scientifiquement robustes soient-ils, sont inaudibles pour le grand public. Les médecins deviennent furieux quand ils les entendent. «Je ne comprends pas, le casque sauve des vies et n'est pas une contrainte majeure», me répond un internaute sur Linkedin. Comment les convaincre ?
Le problème n'est pas le casque, mais l'obligation de le porter pour tous. L'erreur consiste à regarder l'individu – que le casque peut sauver en effet – au lieu de regarder la totalité des usagers dont la sécurité baisse quand leur nombre chute. Les débats sont passionnés et interminables. «Oui, mais pourquoi alors accepter l'obligation d'éclairer son vélo la nuit ?» Réponse : «Cela ne réduit pas l'usage du vélo». «Etes-vous contre l'obligation de porter la ceinture de sécurité alors ?» Rien à voir : son introduction a évité 3500 morts dès la première année, alors que l'obligation du port du casque ne réduit pas la mortalité globale et augmente même le risque par cycliste. Le concept déboussole et fait bugger notre esprit. Malgré l'évidence, beaucoup continuent à croire qu'il est urgent d'imposer le casque aux cyclistes. Les statistiques montrent exactement le contraire. Les cinq dernières années, la fréquentation à vélo a augmenté de 40 %, alors que le nombre de cyclistes décédé n'a augmenté que de 24 %. C'est un constat édifiant : cela veut dire qu'il est plus sûr de faire du vélo aujourd'hui qu'il y a cinq ans ! Ce progrès s'explique par la hausse du nombre de cyclistes qui les protège davantage, mais aussi par le développement spectaculaire des aménagements cyclables. En dix ans, le nombre de pistes cyclables a presque dou-
blé, ce qui a fait bondir le nombre de cyclistes et a fait émerger une filière du vélo en 2024.
La raison est politique
Si nos gouvernements successifs avaient écouté le bon sens, ils n'auraient jamais chassé les vélos de nos rues sous la pression du lobby automobile et pétrolier. C'est pourtant exactement ce que continue de faire notre gouvernement actuel. Quelques exemples : malgré la crise économique, climatique et sanitaire, le gouvernement a coupé le budget du plan vélo. Malgré la mort du cycliste Paul Varry, le rapport sur les violences motorisées est resté sans réponse. Le gouvernement a même essayé de casser l'obligation légale de créer des pistes cyclables inscrites dans la loi d'orientation des mobilités (LOM). Il a fallu un combat féroce livré par la Fédération des usagers et des usagers de la bicyclette (FUB) et le Réseau vélo et marche pour stopper cette mesure anti-vélo monumentale. La France n'a pas besoin qu'on lui casse une nouvelle fois sa filière vélo et la liberté des enfants de se rendre à l'école sans se sédentariser. C'est invraisemblable d'entendre aujourd'hui de nouveau une ministre évoquer une mesure de «bon sens» qui met les cyclistes en danger. Pourquoi ne peut-elle pas écouter la science et l'expérience internationale, qui ont largement prouvé l'inefficacité de cette mesure ?
La raison est politique : la mesure est gratuite pour l'Etat et donnera l'impression de se soucier de la sécurité des cyclistes tout en les obligeant à financer eux-mêmes cette nouvelle contrainte. Le casque obligatoire est une fausse bonne idée qui cache bien son jeu. C'est comme obliger les promeneurs à porter un gilet pare-balles en forêt pour les protéger contre les armes à feu. Si le gouvernement tient tant à la sécurité des cyclistes, il ne faut pas les casquer, mais il faut casquer pour financer des pistes cyclables pour leur éviter des chocs. Comme aux Pays-Bas, où les deux seules catégories de cyclistes qui portent un casque sont les coureurs cyclistes et les touristes. Les autres cyclistes n'en portent pas, car ils sont protégés par des pistes cyclables et la réduction de la vitesse à 30 km/h. Gouverner, c'est choisir : soit le lobby industriel et son «bon sens», soit la sécurité des Français. D'accord pour conseiller ou même promouvoir le casque, mais en aucun cas pour le rendre obligatoire pour tous les cyclistes. ➤
SIGNÉ DOUD
Par STEIN VAN OOSTEREN
Diplomate, essayiste et ancien porte-parole du Collectif vélo Ile-de-France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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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RONIQUE
Par GIULIA FOÏS
Robert Ménard : le «Julio Iglesias» du patriarcat
Sur une affiche pour la feria, le maire de Béziers roucoule, tel un crooner latin des élus locaux, son amour «pour les femmes, les toros, les flics». Une profession de foi viriliste digne d'un monde d'avant #MeToo qui donne la nausée.
Robert Ménard aime les femmes. En grand, en gras, en majuscules, c'est écrit sur l'affiche de la feria de Béziers : «On aime la messe, on aime les femmes, on aime les toros, on aime les flics. Et vous?» Cheh. Parce qu'ici, «on a pas peur de dire ce qu'on pense», ajoute monsieur le maire, posant de dos, surplombant la foule, vigie ou phare, éclairant la nuit de ses administrés face à un monde qui menace de s'effondrer. Dernier rempart d'une société parfaitement organisée, où les traditions avaient le mérite de donner une place à chaque chose, de remettre chaque chose à sa place, et les femmes sous les curés, mais un poil au-dessus des bêtes à cornes, Ménard affronte, sabre au clair, les défenseurs de la laïcité, les écolos anticorédas et les féministes – «à deux balles», dit-il, qui n'ont pas manqué de lui tomber dessus ces derniers jours.
«Jean Moulin» anti-woke, rêvant de bouter les «bureaucrates parisiens» hors de
Ménard aime les femmes comme tous ces députés, et sénateurs, qui, de droite ou d'extrême droite, ont voté contre les lois qui pouvaient les protéger, ou se sont abstenus.
(sa) France, devant les caméras, il persiste, il signe, il revendique – «Dieu merci, on aime les femmes, ici», et il développe. Ce qu'il aime, c'est «le regard des femmes» – sur lui sans doute. Et puis, «le corps des femmes» – manquerait plus qu'elles aient un cerveau. Attention, plutôt pas vieux, ce corps. Et pas trop gros. Pas cabossé, pas abîmé, il aime quand il est «joli» : Robert Ménard aime les femmes, mais faut pas déconner non plus. Cet amour-là a ses limites, ses contours, ses conditions, celles d'un monde qui le rassure.
Robert Ménard aime les femmes, comme on les aime à la messe : plutôt tête baissée, plutôt chevelure couverte, plutôt bouche offerte. Il les aime, «Dieu merci» comme les religions les ont toujours préférées : soumises, ou brûlées vives sur des bûchers. Il les aime comme il aime les «toros», matés, humiliés, mis à mort sous les hurlements d'une foule qui en veut plus encore.
Il aime les femmes comme tous ceux qui les ont cognées, des mois, voire des années, avant qu'ils ne les tuent – ben oui, mais elles voulaient les quitter, alors bon.
Il les aime comme les flics qui les ont reçues au commissariat, qui n'ont pas pris leur plainte, ou qui les ont classées, juste avant qu'elles ne meurent. Il les aime en pleine canicule, et tant pis si les violences contre elles ont alors redoublé – l'amour, ça donne chaud, il paraît. Il les aime comme tous ces députés, comme tous ces sénateurs, qui, de droite ou d'extrême droite, ont voté contre les lois qui pouvaient les protéger, ou se sont abstenus. Il les aime sans projet, sans budget, il les aime avec des bouquets. Avec des poèmes, avec le sirop au bord des lèvres – qu'on repeindra en rouge le 8 mars, croix de bois, croix de fer, on est avec elles, vu qu'on les aime.
Et il les aime, au fond, comme le patriarcat les a toujours aimées, oubliant que le vernis a craqué, que les roses ont piqué, et que la sérénade a fini par donner la nausée. Le «Julio Iglesias» des élus locaux ne s'en est peut-être pas aperçu, mais les femmes ont changé. Dans un monde post#MeToo, Ménard roucoule à fonds perdu : cet amour-là, elles n'en veulent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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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Pour cette édition 2026, le pass cinq jours se vendait à 299 euros. PHOTO SZIGET FESTIVALS
Par LELO JIMMY BATISTA Envoyé spécial à Budapest (Hongrie)
Vous êtes venus pour la musique? Il y en a, sur 14 scènes, de la tête d'affiche (Skrillex, Sombr, Florence + The Machine) aux artistes locaux, de la pop à l'expérimentation radicale, et même si vous le souhaitez des groupes de reprises d'Abba ou des DJ qui jouent exclusivement des titres de Bad Bunny.
Vous voulez autre chose que de la musique? Aucun problème, il y a une vingtaine de scènes supplémentaires dédiées au théâtre, au cirque, à la danse et au stand-up, sans oublier les conférences ou les spectacles hybrides – comme celui des occitans de la Coopérative de productions polymorphes et populaires qui traversent le site de long en large à la nuit tombée sur un immense navire en flammes dans une pièce-performance inspirée de Moby Dick.
Vous voulez voir un film? Il y en a chaque jour au Kino Bizarre, un petit cinéma en plein air que vous trouverez sur le chemin de la plage – parce que, bien sûr, il y a aussi une plage. Vous voulez faire du catch? Il y a des séances tous les jours à 11 heures. Vous voulez vous marier? Il y a un espace dédié. Un pianobar? Evidemment, quelle question. Un camping? Ah, ça par contre, il n'y a pas: vous posez votre tente où ça vous chante, au sommet d'une colline ou même au pied de la scène principale si vous y tenez. Et une grande roue? Comme partout. Une grande roue en bois actionnée à la main par un hippie mélancolique? Aussi, et ça en revanche, vous aurez vraiment du mal à en trouver ailleurs qu'à Sziget.
HAPPY END INESPÉRÉ
Du 11 au 15 août se tenait la 32e édition de ce festival hongrois qui fait à la fois figure d'exception et d'exagération dans le circuit des festivals d'été. Cinq jours sur une île de 108 hectares, Obudai, située sur le Danube, en plein cœur de la capitale, Budapest, où se sont réunis 360 000 spectateurs venus de plus de 110 pays dans une atmosphère unique, entre euphorie post-hippie, dolce vita mad-maxienne et grande fête foraine queer. Un tournant pour le festival, qui entamait cette année ce qui ressemble à une seconde vie.
Né en 1993, dans une Hongrie tout juste sortie du communisme, Sziget est longtemps le symbole d'une liberté retrouvée. «Il faut se souvenir qu'il n'existait alors rien pour ...»
HONGRIE
Le Sziget reprend du poil de la fête
En difficulté depuis le Covid et longtemps menacé par l'extrême droite de Viktor Orbán, le festival de Budapest retrouve des couleurs depuis sa reprise en main par l'un de ses fondateurs. Preuve en a été son édition 2026, mi-août.
«... que les jeunes puissent sortir, écouter de la musique, rappelle Tamás Kádár, qui dirige l'événement depuis quinze ans. Les rares festivals étaient organisés par l'Etat, il n'y avait aucune initiative indépendante.» Malgré une organisation approximative – un collier faisait office de billet d'entrée, que les spectateurs s'échangeaient en masse pour resquiller –, cette première édition, uniquement composée d'artistes issus de la scène underground hongroise, accueille 40 000 personnes sur sept jours, ce qui, dans le contexte de l'époque, est un véritable tour de force.
Si le festival explose l'année suivante avec plus de 140 000 spectateurs, c'est à partir de 1995 qu'il trouve son rythme et son identité. En 1996, il se hisse au niveau de ses concurrents européens en dépassant les 200 000 entrées et proposant une affiche réunissant, entre autres, Iggy Pop, les Stone Roses, Prodigy et Sonic Youth. Une année où le festival change également de nom en devenant «Pepsi Sziget», ouvrant la porte à ce qui a bien failli causer sa perte: les alliances hasardeuses avec des annonceurs et structures événementielles internationales. Après une édition 2016 qui bat des records en termes de fréquentation (près de 500 000 festi-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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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valiers), Sziget est racheté à 70 % par l'entreprise d'événementiel britannique Superstruct. «Leur plan était de garder l'esprit du festival, mais de se concentrer davantage sur les grandes scènes, en se payant de grosses têtes d'affiche, continue Tamás Kádár. Sauf que ça s'est fait au détriment de tout le reste, qui composait l'ADN de Sziget.» En 2017,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a fréquentation
baisse. Le coup de grâce est donné par le Covid qui éteint le festival pendant deux ans en 2020 et 2021, avant un retour décevant. Puis en 2024, Superstruct est racheté par le fonds d'investissement américain KKR, dont le soutien à l'armée israélienne dans son offensive contre la Palestine sera à l'origine de nombreux boycotts, notamment lors du rachat des soirées Boiler Room. Avec près de 10 millions d'euros de pertes sur l'édition 2024, un gouvernement d'extrême droite mené par Viktor Orbán qui lui met continuellement des bâtons dans les roues et un contrat d'exploitation avec la ville de Budapest arrivant à échéance, Sziget est
considéré comme un poids pour KKR, qui s'en débarrasse. Celui qui sauve le festival, c'est un de ses fondateurs, Károly Gerendai, parti en 2017 avec l'arrivée de Superstruct. Une sorte de Xavier Niel à la sauce Grateful Dead, ancien manager de groupes qui, après avoir créé Sziget en 1993, à l'âge de 22 ans, est devenu un businessman au flair infaillible multipliant les succès
dans le monde de la culture, du social, de la technologie et de la gastronomie. En quelques mois, il négocie un nouveau bail avec la ville, trouve de nouveaux investisseurs, parmi lesquels Budapest Park, la méga salle de concert de la capitale, et remet en selle le festival. L'édition 2026 est la première depuis seize ans à se dérouler dans un régime démocratique: le 12 avril, aux législatives, Viktor Orbán a été battu par le député de centre droit Péter Magyar. Un happy end inespéré qui manque de connaître un ultime revirement: dix jours avant le début du festival, la Hongrie est, comme la France, victime d'une sécheresse historique qui a fait chuter le niveau du Da-
Daube, menaçant le refroidissement de la centrale nucléaire de Paks, dont le fonctionnement a été réduit à 25 % de sa capacité. Pour remédier à la situation, le gouvernement fait appel à l'armée pour construire d'urgence un barrage submersible dans le lit du fleuve et tenter de relever le niveau de l'eau.
«BESOIN DE PUNKS»
«La situation a suscité de vifs débats et on nous a proposé de déplacer les dates du festival, reprend Tamás Kádár. C'était évidemment impossible, mais nous avons trouvé un compromis en nous équipant de suffisamment de générateurs électriques pour être autonomes en cas de coupure de courant. C'est un filet de sécurité. On a décidé que tant que ce n'était pas absolument nécessaire, on ne s'en servirait pas. Parce que ça demande énormément d'essence, ce qui va à l'encontre de nos engagements environnementaux. Et on ne peut pas faire d'entorse à ce contrat moral qui nous lie avec le spectateur. Sziget, ce sont avant tout des valeurs et une expérience, pas une affiche de gros noms. C'est pour ça qu'il y a si peu d'indications sur le site: ici, le but, c'est de se perdre, d'aller là où on n'avait pas prévu d'aller.» Et c'est précisément ce qui, sur cette édition 2026, séduit instantané-
ment: en trois jours passés sur place, on aura finalement vu peu de concerts au regard du temps passé sur l'île, plus propice à la déambulation et la sérendipité. Tomber par hasard sur un débat sur la «hook up culture» dans les milieux gays et lesbiens, discuter avec des fossoyeurs en costume transportant une tombe à travers l'île, ou simplement s'asseoir au pied d'un arbre, dans un bout de forêt désert où règne le silence le plus total: Sziget, et c'est sans doute ce qu'il propose de plus foncièrement unique, est le seul festival de musique d'envergure où il est possible de ne rien faire, ne rien consommer, se retirer entièrement, loin de tout vacarme et tout stand de vente.
Pour beaucoup de Hongrois, le choix de se faire pilonner par les BPM ou se mettre au vert ne se pose pas: avec un pass cinq jours à partir de 299 euros, Sziget est proportionnellement moins cher que nombre de ses concurrents européens, mais reste inaccessible à une grande partie de sa population, où le salaire net moyen, en 2023, tournait autour de 1 000 euros. Rien d'étonnant donc à ce que les Hongrois représentent à peine 50 % du public. Fondateur du label techno indépendant Pluto Sound basé à Budapest, Kristóf Huszár déplore ce contraste mais voit néanmoins dans le «réveil» de Sziget un signe positif: «Culturellement, notre force réside aujourd'hui dans l'équilibre qui peut s'établir entre ce festival très international et tout l'écosystème qui existe derrière: petits clubs, labels indépendants, fêtes autogérées, festivals moins connus. Tout se passe encore essentiellement à Budapest, il faudrait que le pays se décentralise et que les connexions se multiplient davantage avec le reste de l'Europe. Mais pour ça, il faut des moyens. Et en Hongrie, la culture indépendante s'est, par la force des choses, habituée à travailler sans les institutions. Leur faire de nouveau con-
confiance ne sera pas simple.» Kristóf Huszár fait allusion au Nemzeti Kulturális Alap, organisme public créé en 1993 pour préserver la vie culturelle du pays et lourdement entaché par des soupçons de corruption et détournement de fonds, qui ont valu en juillet une perquisition des locaux de Fidesz, parti de Viktor Orbán.
Autre figure de la scène indépendante locale, Bence Ambrus gère le label et collectif Psychedelic Source, dédié à la musique psychédélique improvisée. Il organise en septembre un festival, Jam in the Psych Castle, dans le château Barcza, manoir historique du XVIIIe siècle situé à Pusztazámor, au sud-ouest de Budapest, qui «devrait se rapprocher de ce qu'était Sziget à sa première édition». S'il a échappé aux débuts de ce qu'il appelle l'«urbanisme», l'arrivée au pouvoir du Premier ministre d'extrême droite ayant coïncidé avec le moment où il a quitté la Hongrie pour vivre comme musicien de rue et travailleur agricole en Espagne et en France, Bence Ambrus en a trop bien vécu la fin: «Le gouvernement s'était lancé dans une grande chasse aux stupéfiants et il devenait très dangereux de jouer dans les bars et les petits clubs. La police faisait régulièrement des descentes, arrêtait des gens sans raison et des salles se retrouvaient fermées du jour au lendemain pour un demi-gramme de n'importe quoi trouvé au fond d'une poche. Aujourd'hui, on respire. Mais on n'en est qu'au tout début. L'histoire a une fâcheuse tendance à se répéter et, tôt ou tard, la merde nous tombera dessus à nouveau. C'est pour ça qu'on a toujours besoin de rebelles, de punks, de hors-la-loi psychédéliques. Pour ne pas s'endormir, se laisser piéger par le confort.»
A Sziget, Tamás Kádár se veut positif, mais sait lui aussi que la partie est encore loin d'être gagnée. «On est de nouveau indépendants. On a retrouvé notre esprit originel, mêlé à quelque chose de nouveau. Mais financièrement, notre objectif, pour le moment, est de réduire les pertes. Pour les bénéfices, on verra plus tard. Sans doute à partir de 2028, si tout se passe bien.» Alors qu'on termine notre entretien dans une zone réservée aux artistes, un type débarque sans préavis dans un costume en lamé or pour demander à la volée si des gens dans l'assemblée seraient intéressés pour jouer dans une pièce judiciaire: «Il nous manque trois personnes dans le jury!» Incursion burlesque qui n'a pourtant l'air de surprendre personne. A Sziget, rien n'est encore certain mais tout est déjà redevenu possible. ➤
La culture indépendante s'est, par la force des choses, habituée à travailler sans les institutions. Leur faire de nouveau confiance ne sera pas simple.»
Kristóf Huszár
figure de la scène indépendante hongr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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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CULTURE!
Rory Scovel, le sot périlleux
Dans son nouveau show, l'humoriste américain fendille son armure de faux idiot, allant, avec une ambiguïté habile, jusqu'à la confession dramatique.
Renvoyer l'humanité à ses penchants honteux, faire tomber les masques de la sociabilité pour exposer dans leur vérité nue l'égoïsme, la jalousie et autres passions mauvaises. Rory Scovel manie en virtuose cette vieille tradition («cet obscur sentiment qui vous saisit dans la file d'attente d'un parc d'attractions lorsqu'un paraplégique vous double accompagné d'une famille nombreuse : c'est la personne que vous êtes vraiment»), parce qu'il le fait depuis un endroit où l'on ne l'attend pas : son personnage de grand benêt bruyant, encombrant et idiot, a priori adepte d'un humour du geste, de
la vocifération, de l'extériorité, pas de l'autodissection.
Même s'il traîne dans les contreforts de la télévision depuis longtemps, c'est à partir de son troisième spectacle, Live Without Fear (2021), que ce bon père de famille de 46 ans a changé de dimension. «Vivre sans peur» : drôle de titre, pourtant impeccablement taillé sur l'énergie de Scovel, qui sur scène semble toujours prêt à en découdre, gonflé à la fois d'une bêtise d'enfant et d'un courage authentique, gueulant souvent sans raison apparente, ici pour changer le tempo, là pour s'épargner de reconnaître une faute.
Candeur. Son art de l'absurde (un passage irrésistible sur les répétitions théâtrales de la crucifixion) en aurait fait une recrue évidente des comédies de la stupidité d'Adam McKay et Will Ferrell. Né une dizaine d'années trop tard, il le pratique seul, sur une scène où sa capacité à restituer les tics d'expression de son époque scintille d'autant plus qu'ils ne sont pas vraiment agencés en sketches, mais jetés là,
surgissant au milieu de la logorrhée comme des pulsions difformes ou des accès de folie – presque un Protocole Dava d'outre Atlantique. La candeur parfois déroutante du texte («je crois qu'on est tous d'accord sur les Proud Boys», une milice suprémaciste acquise à Trump et très impliquée dans l'assaut du Capitole en 2021, «mais que diriez-vous s'ils chantaient divinement ?») donne à l'ensemble un masque de fausse simplicité, mais c'est dans l'art de la digression que se cache son originalité – son avant-gardisme ? Scovel parle comme un poisson rouge en surchauffe : tout
ce qu'il dit est sujet à des revirements brutaux d'intonation, des déviations inopinées, des parenthèses qui abandonnent les phrases qu'elles interrompent et ne se referment pas avant la bifurcation suivante.
Morve. L'inflexion personnelle de ce spectacle, annoncée par un générique introductif sur fond de home movies d'enfance nappés de pop triste (l'entêtant Tournament de Nation of Language), pourrait inquiéter si Scovel ne s'attachaient justement à la retourner comme un gant, et moquait sa propre tentation dramatique dans un dernier acte où
l'humoriste aborde un sujet intime qui le prend aux larmes. Moment vertigineux : la confession est sincère, mais elle est aussi forcée – un gros chagrin ferrelien tout en morve et en voix éraillée, dont on ne connaîtra jamais la part de grimace grotesque, et qui nous laisse sur une émotion unique, intensément chargée d'équivocque. Le stand-up n'a rien produit de tel depuis des lustres : on n'en attend pas moins de lui.
THÉO RIBETON
SHOW MUST GO ON de RORY SCOVEL (1 h 08). Sur Netflix.
John Tilbury, le discret géant livre son testament
Figure de la musique expérimentale, le pianiste britannique de 90 ans convie anciens compagnons de route et jeune génération dans de précieux enregistrements.
Il y a tout lieu d'être bouleversé par ce coffret, énorme anthologie d'enregistrements à domicile du pianiste, improvisateur, compositeur anglais John Tilbury. En premier lieu parce qu'il s'annonce de son chef comme testamentaire, en sa qualité d'ultime enregistrement en studio du géant de la musique expérimentale à l'âge de 90 ans, huit ans après avoir cessé de se produire en concert. Ensuite parce qu'en guise de somme, John Tilbury a fait le choix d'une grande parade collective, à laquelle il convie à la fois ses plus vieux compagnons de route (Morton Feldman, dont il est l'un des interprètes les plus renommés, Keith Rowe du collectif d'improvisation radicale AMM, rejoint par Tilbury à l'orée des années 80 ou encore Howard Skempton, pionnier méconnu du
Tilbury a arrêté de se produire en concert il y a huit ans. PHOTO ANOTHER TIMBRE
minimalisme anglais) autant qu'un panorama de la jeune génération (Mark R. Taylor, John Lely, Linda Catlin Smith). Illustrant le précieux compagnonnage qu'il a mené avec les compositeurs depuis son
émergence dans les années 60 aux côtés de l'enfant terrible Cornelius Cardew (dont il fut le collaborateur privilégié au sein du mythique ensemble expérimental Scratch Orchestra, avant d'en devenir le biogra-
phe), Tilbury nous rappelle également le singulier performer qu'il est, pionnier du brouillage de piste entre le métier d'interprète et celui d'inventeur. Quel lien entre les quarante minutes sépulcrales du sublime Al Contrario de Dave Smith (ex-Scratch Orchestra) en hommage au romantique Charles-Valentin Alkan et l'incroyable Dust and Piano avec Klaus Filip, duo pour particules de poussière manipulées à l'ordinateur et piano joué depuis son intérieur comme son extérieur, comme un voyage dans la matière de la matière du son ? Aux yeux même de l'histoire troublée de la modernité musicale au XXe siècle, presque aucun ; aux yeux de ceux qui suivent à la trace ce géant discret, tel Simon Reynell du label Another Timbre qui a enregistré l'essentiel des performances de ce coffret au domicile du pianiste à Deal, dans le Kent, au bord de la Manche, entre 2018 et le printemps de cette année : une évidence. Bouleversant, et indispensable.
OLIVIER LAMM
JOHN TILBURY AT HOME (Another Ti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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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portrait»: son affaire, c'est les autres
Dans une exposition à l'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Thomas Clerc se raconte à travers des archives qui ne lui appartiennent pas.
Moquette et murs rouges, la salle d'exposition de l'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a été parée de la couleur vive des coups de sang spectaculaires et des rideaux de scène qui se lèvent sur des drames romantiques ou des vaudevilles goguenards. Or, ce qui y est montré – des lettres à un ami ou au service réclamations d'EDF, des calepins remplis de citations, des fiches bristol, des brouillons d'écrivain, des photos de classe, des cartes postales de Saint-Tropez, des coupures de presse – se tient coi, dans des boîtes vitrées, bien rangé, par petits groupes de pas plus de dix documents. D'ordinaire, ils reposent dans des boîtes à archives, dans les 30 kilomètres de rayonnage linéaire de l'Imec, près de Caen. Thomas Clerc (ancien chroniqueur de Libération) fait prendre la lumière à des bribes de quelques-unes de ces archives pour en faire la matière d'une exposition en forme, paradoxalement, d'Autoportrait. Il s'explique: il s'agit de «tenter de se
dépeindre avec la matière des autres», de se reconnaître en eux, ici et là, dans leurs faiblesses ou leurs forces, dans leurs manies, leur animal de compagnie, leur ville ou leur appartement, la manière dont ils l'habitent et puis dans leur manière de se dépeindre eux-mêmes.
Cap. Si Thomas Clerc pratique assidûment l'autoportrait (plus que l'autobiographie), c'est de manière «indirecte» et tous ses livres sont d'abord une question de méthode. Intérieur (publié en 2013) arpentait minutieusement, des carreaux de faïence de la salle de bain à ceux de la cuisine, le 50 mètres carrés parisien qu'il s'apprêtait alors à quitter. Paris, musée du XXe siècle (2024) faisait un tour exhaustif du «XVIIIe arrondissement», rue après rue et immeuble après immeuble, s'égarant volontiers dans des considérations comiques ou historiques à propos de tout et de rien. La méthode digne de Georges Perec (Clerc reconnaît en être le débiteur) de la liste et de l'inventaire de tous les étages est un des fils rouges de l'exposition qui, s'ouvre, sur une énumération, en vers (ponctués de cases à cocher) de ce que Christophe Tarlons était. «Je suis: métallier-serrurier/para-plégique/Sapeur-pompier...» annone absurdement le poème, mettant avec ravissement en échec le projet même de se définir.
Thomas Clerc s'y retrouve bien là: «Il faut éviter de se regarder soi-même. Les surprises abordent pour un autoportrait qui ne peut être que partiel, composé selon une accumulation, une saturation qui m'est propre. La logique de l'autoportrait est celle du détour.»
Mais il fallait bien savoir se fixer un cap, quitte à leur perdre ensuite. Car les archives de l'Imec sont trop volumineuses. Il a donc privilégié le fonds des auteurs qui lui sont chers: outre dans les boîtes Koïtes, il a ouvert celle de Violette Leduc, Hervé Guibert, Céline, Dustan et Edouard Levé, avant de se laisser orienter par les archivistes de l'Institut vers des auteurs qu'il ne connaissait pas (Maximilien Vox, Gabriel Cousin, Pierre Jahan) qui pouvaient croiser ses obsessions (la théâtralité, le rapport à l'habitat). Evitant de briller dans un narcissisme isolement (Thomas Clerc pourrait paraître chercher son reflet dans les traces des autres), il met son exposition à la troisième personne, chapitres chacune des brèves secteurs d'une situation où «il donne des nouvelles, il envoie des fleurs», «c'est un enfant, il va à l'école», «il habite Paris, il aime être chez lui». En somme des moments de l'existence, familiers au spectateur aussi qu'aux auteurs qui les vivent et en témoignent. Trouvée dans le fonds Hélène Bessette, cette lettre à EDF
L'auteur Pierre Jahan dans l'exposition «Autoportrait» de Thomas Clerc. PHOTO MICHAEL GUEMENER IMEC
où l'écrivaine, dépitée, tente d'expliquer, sans rien y comprendre, pauvre d'elle, technophobe comme bien d'autres, les courts-circuits à répétition qu'elle endure chez elle. Dustan liste lui les exercices physiques («50 pecs, 20 abdos...») qui constituent son programme quotidien. Clerc comprend, ému, que ce n'est pas tout, qu'un banal moyen de garder la forme. Ce bout de papier est à ses yeux un moyen de rester en vie et de faire reculer la mort.
Masque. Toutes les archives exposées le sont sous le regard d'un écrivain qui leur rend vie. Sans ça, Autoportrait resterait lettre morte. Et si le motif du masque est récurrent, c'est parce qu'il permet à tous,
d'échapper à eux-mêmes autant qu'à la mort. On a un faible pour cette archive Perec, une liste de scènes et de personnages pour un film (non réalisé) qui se serait intitulé «Signe particulier: néant» et dans lequel le visage de l'acteur n'apparaît jamais. Soit parce qu'il joue le rôle d'un escrimeur ou d'un apiculteur, soit parce qu'il serait pris dans une tempête de sable ou qu'il «réfléchit la tête dans les mains».
JUDICAËL LAVRADOR
Envoyé spécial dans le Calvados
AUTOPORTRAIT de THOMAS CLERC à l'Imec, abbaye d'Ardenne à Saint-Germain-la-Blanche-Herbe (14280), jusqu'au 29 novembre.
Libération Mardi 25 Août 2026
libé
TOUT À COUPLES (3/7)
Ras le marais
Shrek et Fiona Tout l'été, «Libé» imagine ce que seraient devenus des duos mythiques de fiction. Aujourd'hui, des ogres plus verts que jamais.
Ils avaient placé leur union sous le signe de la misanthropie et de la tranquillité. Alors au jeu du «que sont-ils devenus», on était quasi sûre de les trouver toujours au même endroit, dans le marais douillet et puant qui, avant de devenir leur nid d'amoureux, avait été le témoin des années de célibataire de Monsieur. Mais rien, personne, tout à l'abandon. Où sont donc passés les plus famous des ogres, Shrek et Fiona? Tout tout le camp ma bonne dame, et ce pour la bonne et simple raison qu'il n'y a plus de saison : la zone humide où le jeune couple avait posé ses bagages est au-
jourd'hui tout asséchée. Chou blanc. Quand on finit par retrouver leur trace, c'est dans une tout autre ambiance : depuis deux ans, Fiona et Shrek ont élu domicile au milieu d'une forêt millénaire, dans la ZAD de Notre-Drame-des-Glandes, à trois jours de carriole de leur ancien chez-eux. Une véritable ville militante cachée des yeux du monde par des grands arbres magiques ravis que toutes sortes de créatures se soient réunies ici pour les protéger.
Nos ogres reçoivent sous l'immense yourte collective au centre de la communauté, là où se tient tous les mercredis la réunion hebdomadaire qui rythme la vie du lieu. Sous les tentures bariolées, leurs camarades de lutte rentrent et sortent, qui pour se faire un café, qui pour saluer le couple d'une tape dans
le dos. Ces deux-là, rien ne les destinait a priori au militantisme. Une vie égoïste dans son petit coin de paradis odorant, ça aurait largement suffi à Shrek, et son épouse avait elle aussi pris goût à la liberté totale de l'ermite, qui lui avait permis de se libérer des jouges et des conventions étouffantes de sa condition de princesse d'un royaume où être ogresse valait mise au ban. Mais voilà, sous le capitalisme mondialisé, même les ogres n'échappent pas à la réalité du monde.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a amené de plus en plus de canicules et de
sécheresses. L'eau s'est mise à manquer et le marais à changer de physionomie. Les sols se sont durcis et les murs de leur maison se sont craquelés.
LE PORTRAIT
Shrek et Fiona se sont rendu compte que la dégradation progressive de leur environnement avait un lien avec la construction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de là de gigantesques retenues d'eau destinées à l'arrosage des cultures royales de maïs étoilé – une variété locale très exportée par le royaume et très gourmande en eau – et à l'entretien des animaux d'élevage. Lors de mobilisations, ils ont rencontré leurs voisins, aussi furieux qu'eux, et les membres du collectif «Arrêtez de nous bassiner», né sur la ZAD. «On a longtemps cru que, face à nos arguments rationnels et scientifiques et à la réalité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le royaume entendrait raison et ne s'entêterait pas dans ses projets écocides, s'agace Shrek.
Et qu'on pourrait retourner tranquillement chez nous pour y vieillir et y mourir en paix.»
Las, malgré les sit-in, les chaînes humaines pacifiques et les recours victorieux devant les tribunaux, ils ont fini par comprendre que le roi n'avait aucune intention de céder. Que le commerce extérieur et les profits de l'agro-industrie valaient plus que les droits des citoyens et ceux de la nature. Et la colère a pris le pas sur le reste. De toute façon, le marais n'était déjà presque plus vivable – plus d'eau potable et «40°C à l'ombre» lors de la dernière vague de chaleur mi-juillet – alors, ils ont dit adieu à la vieille souche qui avait vu grandir leur amour et leurs enfants, et ont rejoint les copains à Notre-Drame. «C'était la meilleure décision de notre vie», dit Fiona avec assurance. Avant d'ajouter, comme pour se reprendre : «En même temps, je ne pense pas qu'on avait vraiment le choix.»
La vie en communauté, il a fallu s'y faire, mais finalement, le compagnonnage de Shrek avec son grand ami sans-gêne, l'Ane, l'avait préparé à peu près à tout, de la perte d'intimité à la crispation sur les règles de la vie commune – les «camarades qui pissent la porte ouverte ou ne font jamais la vaisselle». Le plus dur a sans doute été d'accepter les principes de la communication non violente, une gageure pour celui qui a toujours eu une légère tendance
à s'emporter. Fiona, la plus sociable des deux, s'est émerveillée des changements qu'elle a vu s'opérer chez son cher et tendre. «J'ai toujours été fascinée par toute cette colère qu'il avait en lui. Je comprends maintenant que c'est parce qu'une fois canalisée, elle contenait une force infinie»,
dit-elle en le couvant des yeux. Elle a l'impression qu'on lui a offert de retomber amoureuse, pas tout à fait du même ogre, mais d'une version un peu mise à jour, pour le meilleur. Entre eux, tout n'a pas toujours été rose. Il a douté, parfois, de son envie d'être là, avec elle. Lui, le célibataire endurci abonné à l'ultrasolitude a pas mal été bousculé par leur vie à deux. Et puis à cinq, à l'arrivée des triplés, Fergus, Farkle et Felicia. Elle aussi a souvent voulu tout envoyer balader, repartir seule dans sa tour et respirer. «On a eu des disputes épiques, se marre aujourd'hui Fiona. Mais demandez à n'importe quel couple avec trois bébés ogres s'ils s'entendent bien tout le temps...»
Les enfants sont maintenant de jeunes adultes accomplis. Devenue illustrateur, Farkle a passé de longs mois sur la ZAD pour croquer la vie du lieu. Felicia, vétérinaire, a profité de la politisation croissante de ses parents pour les sensibiliser à la cause animale – Fiona a arrêté de manger de la viande, mais Shrek a un peu du mal à suivre, même s'il se trouve «pas mal déconstruit» pour un ogre. Les deux soutiennent à fond la nouvelle vie embrassée par leurs vieux.
Il n'y a qu'avec Fergus, devenu banquier d'affaires à Fort Fort Lointain, que la communication est un peu compliquée. «Il nous prend pour des guignols, grince le paternel. La nature, il s'en fout, de toute façon il a toujours considéré notre marais comme un trou à rat dont il avait hâte de s'enfuir.» D'instinct, Fiona a posé une main sur la jambe de son mari qui commençait à trembler. Ses mots envers le fils éloigné du chemin familial sont moins durs, mais la même déception pointe dans sa voix. «Il considère que les violences systémiques envers les ogres n'existent pas. Que tout marche au mérite et que lui a réussi, contrairement à nous. Disons qu'il ressemble beaucoup trop à mon père.»
L'heure tourne, Shrek regarde Fiona, et on sent que notre présence commence à bien faire. C'est qu'aujourd'hui, le couple a enchaîné les interviews pour faire connaître la situation scandaleuse qui les a menés jusque-là, l'épuisement des ressources accaparées au nom des intérêts financiers, le non-respect des processus légaux et l'ambivalence des discours du roi, qui ne cesse de répéter qu'il faut lutter par tous les moyens contre les canicules, mais continue de laisser l'industrie détruire des écosystèmes entiers. «Qui aurait pu prédire qu'on en arriverait là? Franchement tout le monde», lâche Shrek. «Il faut qu'il sache qu'on ne le lâchera pas, appuie Fiona. Et que l'histoire le jugera.»
Par CAMILLE PAIX
Dessin JAMES ALBON
Tandems inséparables de la littérature ou mariés inoubliables du cinéma : Libé a téléporté des personnages mythiques de fiction dans notre époque. Portraits imaginés de couples à l'épreuve de notre temps.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Libération (2026-08-25)
▌ 本日全报思想与文化深思雷达 (Intellectual &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制度结构、权力技术与法理合法性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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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紧急法案与蓄水池审批简化】
[F4_7 🔍]（版面：主报深度版面）- 事件简述：法国政府通过农业紧急法案，允许在2035年前将农业蓄水容量翻倍，并简化在湿地建设面积小于一公顷的水池及小于三公顷的山谷蓄水池的审批流程。
- 制度批判切入点：分析行政权力如何通过“简化程序”这一技术性话语，在应对气候危机的紧迫性掩盖下，调整公共水资源的分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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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对卡比尔人的镇压与流亡】
[F1_2 🔍], [F13_23 🔍]-[F13_24 🔍]（版面：头版/专业栏目）- 事件简述：报道提及阿尔及利亚境内卡比尔人的“大逃亡”，以及个体（如苏菲安·泽尔卡克和努雷丁·马图布）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流亡状态。
- 制度批判切入点：探讨主权权力在面对族群政治诉求时，如何通过强制手段导致人口的结构性位移，以及流亡状态如何揭示国家暴力与个体政治主体性之间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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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回收利用（Reut）的工业化实验】
[F3_6 🔍]-[F10_18 🔍]（版面：主报深度版面）- 事件简述：威立雅集团与旺代水务在萨布勒多隆实验将废水转化为饮用水，该计划总金额达24.8百万欧元，且电耗是传统净化厂的三到四倍。
- 制度批判切入点：剖析“技术治理主义”如何将生态危机转化为高成本的技术路径，探讨这种路径在财务成本与能效比上的合理性及其对低成本生态方案的排挤。
▌ 精选核心专题深度思想论证 (In-Depth Dialectical Monograph)
专题一：技术治理主义的陷阱：水资源危机中的“路径锁定”与权力转移
在面对历史性酷暑与干旱的制度响应中，法国政坛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技术治理主义”倾向。从布鲁诺·勒塔约到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其核心逻辑是将生态危机转化为一个关于“效率”与“容量”的技术问题。
首先，制度现实的困境在于水资源管理模式的结构性失调。当前的《农业紧急法案》 [F4_7 🔍] 通过简化审批流程，试图在短期内通过增加蓄水容量来缓解干旱。然而，这种制度设计引发了环保协会和左翼政党的强烈反对 [F4_7 🔍]。这种权力运作依赖于特定的“话语技术”：勒塔约建议将蓄水池宣布为“重大公共利益项目”，主张在冬季储存水分以供夏季灌溉 [F5_9 🔍]。这种将复杂的生态循环简化为线性储存逻辑的修辞，旨在将生态危机转化为一种可量化的工程问题。
从制度锁定视角来看，这种治理模式体现了对高技术路径的依赖。当水资源管理被简化为过滤膜的精度 [F8_14 🔍] 或每立方米 2.20 欧元的成本核算 [F10_18 🔍] 时，水作为生命权的本质被异化为一种工业产品。这种“路径依赖”导致制度陷入悖论：为了应对水短缺，政府投资于高能耗、高成本的 Reut 技术 [F10_18 🔍]，而这种技术本身又通过增加电力消耗和产生合成膜污染物 [F12_21 🔍] 进一步恶化环境。这正是典型的制度性锁定——权力通过构建一套复杂的技术标准，排除了如“源头分离尿液”或“恢复土壤健康”等低成本、去中心化的生态方案 [F11_20 🔍]-[F12_21 🔍]，因为后者要求的是对消费习惯的反思而非技术升级 [F12_21 🔍]。
专题二：主权权力的空间排斥：阿尔及利亚的政治镇压与流亡机制
阿尔及利亚政府对卡比尔人的镇压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逃亡” [F13_23 🔍]，提供了一个关于主权权力如何通过空间排斥实现政治控制的样本。
在制度层面，这种权力运作表现为将特定族群从其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空间中剥离。报道中提到的苏菲安·泽尔卡克和努雷丁·马图布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生存状态 [F13_24 🔍]，揭示了主权权力在实施镇压后，个体如何被推向“幽灵”般的边缘地带。这种从阿尔及利亚到摩洛哥的地理位移，不仅是物理上的逃离，更是政治身份的强制剥夺。
这种权力机制在当代威权主义中具有典型性：国家通过定义“内部敌人”，使特定群体在法律与社会空间中失去合法位置。当个体被迫成为“幽灵”时，主权权力实际上完成了一种制度性的清洗——它不需要在物理上消灭所有异见者，而只需通过制造一个不可承受的生存环境，迫使政治主体在“服从”与“流亡”之间做出选择。这种从国内镇压到跨国流亡的闭环，构成了主权权力对族群认同的深度解构。
▌ 面向学者的制度研究开放性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 【关于资源分配的行政技术】：在气候危机背景下，国家如何通过“紧急法案”和“审批简化”等行政技术，在不改变法律所有权名义的情况下，实现水资源分配权的结构性转移？
- 【关于技术治理的能效悖论】：当应对生态危机的技术方案（如 Reut）本身产生高能耗与新污染物时，这种“以技术解决技术问题”的治理逻辑在制度上如何自我修正？
- 【关于流亡者的政治主体性】：在主权权力实施空间排斥后，流亡者如何在异国空间的“幽灵状态”中重建其政治认同与抗争机制？
理性与情感辩证深度研判：Libération (2026-08-25)
▌ 本日全报生活世界痛感与情感政治深思雷达 (Lifeworld & Affective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个体生命体验、情感撕裂与生活世界崩解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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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技术方案与生态认知的撕裂】
[F2_4 🔍]-[F12_22 🔍]（生活领域：环境与生存/政治认同）- 事件简述：面对极端高温与干旱，法国政界在“技术主义方案”（如废水回收 Reut、海水淡化、增加蓄水池）与“生态主义反思”（如减少消费、恢复土壤健康、建立生态区）之间产生剧烈分歧。
- 情感政治切入点：探讨“技术救赎”的乐观主义与“生态危机”的焦虑感之间的冲突。当生存资源（水）被简化为工程指标时，个体对自然关系的感知如何被技术官僚逻辑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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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比尔流亡者的“幽灵”生存】
[F13_23 🔍]-[F13_24 🔍]（生活领域：战争与流离/身份认同）- 事件简述：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在面对镇压后，被迫跨海流亡至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在异国大都市中过着如“幽灵”般低调且不安的生活。
- 情感政治切入点：聚焦“政治粘附”下的恐惧体验。个体如何被宏观政治冲突异化，导致其在物理空间（流亡）与心理空间（匿名化）双重丧失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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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紧急法案中的“常识”之争】
[F4_7 🔍]-[F5_9 🔍]（生活领域：生产方式/阶级认知）- 事件简述：农业紧急法案试图通过翻倍蓄水容量来应对干旱，被支持者称为“常识”，却被生态党议员斥为“教条主义”。
- 情感政治切入点：分析“农民的生存焦虑”与“环保主义的伦理标准”之间的认知断层。同一项技术措施在不同群体眼中分别被定义为“救命稻草”与“生态破坏”。
▌ 精选核心专题理性与情感辩证论证 (The Dialectic of Logos and Pathos Monograph)
专题一：技术理性对生态危机的“遮蔽”：以水资源管理方案为例
系统理性模型解构（Deconstruction of Systemic Logos）：
在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及部分政府部门的逻辑模型中，水危机被定义为一个“技术可解”的工程问题。其理性路径表现为：通过 Reut（处理后废水的重复利用）[F3_6 🔍]、海水淡化 [F7_12 🔍] 以及扩大蓄水池容量 [F4_7 🔍] 来增加水资源供给。这种逻辑将自然循环简化为“输入-处理-输出”的工业流程，认为只要提高过滤精度（如若尔丹计划中的多级过滤 [F8_14 🔍]）和投资金额（如 24.8 百万欧元的项目投入 [F10_18 🔍]），即可抵消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
生活世界真实痛感的现象学深描（Phenomenological Pathos）：
然而，水文气候学家弗洛伦斯·哈贝茨揭示了这种理性背后的“痛感”：技术方案实际上在避开对消费习惯的反思 [F12_21 🔍]。对于生态主义者而言，真正的危机不在于“水不够”，而在于人类与土地关系的崩解。Reut 方案被认为忽略了淡水对过热海域的必要性 [F12_21 🔍]，且高昂的电耗（传统厂的 3-4 倍）[F10_18 🔍] 实际上是以加剧气候危机为代价来缓解水危机。这是一种典型的“西西弗斯式”困境：通过增加管道来对抗漏水，却在互联政策中增加了更多潜在的漏水点 [F12_22 🔍]。
Logos 与 Pathos 的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此处发生了激烈的辩证摩擦：政府的“进步理性”试图将水资源转化为一种“生态工具” [F7_12 🔍]，而生态主义的“生命理性”则主张“节制与公平分配” [F11_19 🔍]。前者追求的是“量的增加”，后者追求的是“质的回归”（如恢复土壤健康 [F11_20 🔍]）。这种摩擦揭示了当代政治在面对气候灾难时的核心矛盾：是用更强大的技术手段去维持原有的消费模式，还是通过承认人类的局限性来重构生活方式。
话语温度差与社会心理韧性诊断（Affective Prognosis）：
政客的话语是“进步”、“工具”、“重大公共利益” [F5_9 🔍]，带有强烈的掌控感；而专家的警告则是“并非灵丹妙药” [F10_17 🔍]、“错误的想法” [F12_21 🔍]，带有深层的忧患意识。这种温度差预示着，如果政治决策仅依赖于技术指标而忽略生态伦理，社会在面对极端气候时的心理韧性将极其脆弱，因为技术方案在失效时将不留任何缓冲空间。
专题二：政治异化与身份的“幽灵化”：卡比尔流亡者的存在主义危机
系统理性模型解构（Deconstruction of Systemic Logos）：
在国家机器的理性模型中，卡比尔人的抗争被简化为“恐怖主义”或“安全威胁”的标签 [F13_23 🔍]。这种分类逻辑旨在通过定性（Labeling）来实现高效的社会管控与排斥。对于情报部门而言，这些个体不再是具有复杂历史的公民，而是需要被清除或监控的“风险单元”。这种系统理性通过法律镇压与恐吓，将个体从其原有的社会关系网中强行剥离。
生活世界真实痛感的现象学深描（Phenomenological Pathos）：
对于苏菲安·泽尔卡克和努雷丁·马图布等流亡者而言，这种理性导致了极端的“幽灵化”体验 [F13_24 🔍]。他们虽然在物理上逃离了阿尔及利亚，抵达了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但在心理上依然处于被监控的恐惧之中。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低调”且“隐形”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主动抹除自己的主体性，以换取基本的生存安全。这种痛感是一种“双重丧失”：失去了故土的认同，又在异乡失去了被看见的权利。
Logos 与 Pathos 的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此处发生的摩擦在于“国家定义的身份”与“个体感知的自我”之间的断裂。国家通过标签将其定义为“恐怖分子”，而个体在流亡的贫民窟中体验到的是作为“受害者”和“异乡人”的孤独。这种摩擦使得流亡者陷入一种悖论：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认同那种让他们消失的“幽灵”状态。
话语温度差与社会心理韧性诊断（Affective Prognosis）： 官方话语是冰冷的、定性的（“镇压”、“恐怖组织”）；而流亡者的生存状态则是压抑的、碎片化的（“幽灵”、“贫民窟”）。这种极端的温度差揭示了政治暴力如何通过摧毁个体的身份认同来达成深层的控制。这种创伤难以通过简单的地理迁移而修复，因为其核心是主体性在权力机器面前的彻底崩塌。
▌ 面向学者的伦理与社会心理开放性研究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 【关于技术救赎论的认识论追问】：当政府将气候适应（Adaptation）简化为工程学问题（如 Reut 和海水淡化）时，这种“技术乐观主义”是否在潜意识中掩盖了对消费主义根源的批判？这种逻辑如何影响公众对生态危机的紧迫感认知？
- 【关于流亡者身份认同的社会学追问】：对于被国家机器定义为“敌人”而被迫进入“幽灵状态”的流亡群体，这种强制性的匿名化生存如何重塑其集体记忆？在缺乏合法身份认同的情况下，他们如何构建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
- 【关于“常识”政治的权力分析】：在农业用水争议中，支持者将蓄水池定义为“常识”
[F4_7 🔍]，而反对者将其定义为“教条”[F5_9 🔍]。这种对“常识”的争夺如何反映了不同阶级（农民 vs 城市生态主义者）在资源分配权力上的不对等？